“四渡赤水”所以被毛泽东看重，还因为它和遵义会议紧紧相连。国防大学教授秦利在《四渡赤水：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文中写道：

    四渡赤水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转折中的奠基之战。

    毛泽东讲到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时曾经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毫无疑义，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也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看，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失利取得胜利的重要转折。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变被动为主动的新征途，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考》文接着又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人数的巨减来证明这个战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的损失，人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具体数字。

    其实，这个数字也不难找到，湘江之战后的红军数量一般史书讲“3万多人”，到渡过金沙江时为“2万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38页），怎么说是“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比湘江之战还要严重”（引自《考》文）呢？说它比湘江之战还严重，未免言重了；更何况，湘江之战是红军在最高三人团瞎指挥下的一次无谓的大流血，而“四渡赤水”却是我方手握主动权的运动战中的正常损失呢！

    此中，《考》文还有一段文字是笔者决不能同意的：

    这回的波折，（指“打鼓新场风波”）既让毛泽东见识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让他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以军事紧急、人多议而不决会耽误军机为理由，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得到了他们的赞成。这个新三人团的组成，很耐人寻味。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参加三人团，并为负责人，名正言顺，不值得奇怪，并且，周恩来的处世为人，决定了他便于争取，此次关于打鼓新场的最后变故就是证明，因而对毛泽东说，周恩来为最佳人选。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他要参与，是必然的，这也很正确。问题是其中有王稼祥而无朱德，却令人费解。王稼祥并不太懂军事，而朱德则为职业军人，中革军委名正言顺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凭着这三个头衔和他的资历、能力和水平，却位列三人团之外。

    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期间的意见、建议、决策作为“权谋”来看，既有违当时处在绝境中的党中央领导人戳力同心力挽狂澜的实际，也有违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颇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毛泽东的错误主要在晚年，而他晚年的错误也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探索中的问题，红军时期和建国以前的毛泽东是思想境界很高的伟人，怎么能把伟人的思想境界权谋化呢？朱德没有进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怎么也说明不上毛耍“权谋”，长征初期的最高三人团也没有朱德呀！如果硬要说：“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而有意“排斥”朱德的话，他还不如“排斥”王稼祥，就性格来说，王稼祥直爽敢言，朱德沉稳宽厚，组成三人团之前两天的“打鼓新场风波”，王稼祥比谁都敢于顶撞毛泽东。如按《考》文所说的话，那恰好证明了毛泽东的境界之高人品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