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自评，《考》文认为的“象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也就用不着去比较了。况且，毛泽东是主帅，三军不可无帅，帅是一面旗帜，虽然同是红军同样都成功摆脱了敌军，主帅指挥的成功战例，自然该高看一眼。

    《考》文接着置疑道：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还有那60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

    夏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逐个地证明他所发现的“奇怪现象”，然后结论道：

    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是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然而，夏先生忘记了一个历史时段问题，无论是博古的牢骚、林彪的批评信件、打鼓新场风波、张闻天对鲁班场一战的批评，还是杨尚昆、刘少奇了解到的“下面”的“怪话”，全都发生在四渡赤水战役期中，整个战役还没有结束，“决定性胜利”的时刻还没到来，人们对毛泽东指挥上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毫不奇怪。但是，随着巧渡金沙江的完成，把40万追兵甩得老远老远之后，问题就清晰了，随后召开的“会理会议”也把“奇怪现象”问题解决了。

    会理会议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实行广泛机动作战的经验，批评了林彪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的严重错误，统一了战略思想，增强了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4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会理会议统一了战略思想，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些“不满和反对”自然就烟消云散，根本构不成对“得意之笔”的否定。

    本人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四渡赤水战役，外国人和国民党当事人评价甚高。当红军三渡赤水之后，蒋介石严令在古蔺地区形成碉堡封锁线，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蒋介石下了这么大的赌注，而他的将军和幕僚们却常常被毛泽东弄得不知所以，如何聚歼？当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时，蒋介石才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起来，时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回忆：

    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

    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心神不安，蒋竟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