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

    习仲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习仲勋传》再现了传主的革命征程及卓越的贡献和创造——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充满了考验，他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中行进、成长、创造、奉献，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习仲勋传》上卷，在反映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卓越贡献的同时，清晰地展现了他革命征程的这一特点。

    看点一：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是如何表态的？

    20岁，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些颇不寻常的任职履历，是习仲勋在挑战和考验面前的一份答卷，是革命对习仲勋的选择和评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危难时刻的正确决断，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典型的颇能反映习仲勋领导才华的事例就是1933年8月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其时，红26军在“左”倾领导人杜衡的强令下，南下渭华遭受敌军重兵围追堵截全军失败；共产党员王泰吉发动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在耀县的起义，遭遇敌军袭击，大部失散，仅只保留了少数人员；杜衡在南下途中离军返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西安、关中和陕南地区的党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党内出现了主张红军武装分散活动的意见，持此论者资历深、年龄大，颇有影响力。在讨论决定以后革命方针的陈家坡会议上，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会前，持分散活动意见的同志曾找习仲勋做工作，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但习仲勋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从革命的大局出发，明确否定了这种意见。而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习仲勋的意见，对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与会的张秀山回忆说：“开会最后表决,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刘志丹等红26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面对资历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见，习仲勋旗帜鲜明的主张，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华，对会议形成正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因此也获得了众多的好评。王兆相回忆说：“从终南山脱险归来的同志们公认：处在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失利、国民党军加紧“围剿”的情势下，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临危不惧，应对有方，为保住陕甘边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看点二：习仲勋是如何面对错误肃反的？

    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事件，逮捕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严重危机。习仲勋罹祸其中，并且经历了非同寻常、难以承受的考验。本来，他有机会选择离开此地、躲过此难，也曾有战友劝他暂时离开，但习仲勋拒绝了，因为他担保了许多人；并且肃反主持者多以习仲勋的名义把当事人调回后方加以逮捕。习仲勋决心为这些同志负责，“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已经预测要逮捕他，但他仍遵照通知前往，结果身陷监禁。虽然受到严酷体罚和折磨，但他坚决拒绝枉加给他的罪名，习仲勋回忆说：“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

    肃反主持者准备活埋被监禁的同志，土坑已经挖好。庆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制止和纠正了错误的肃反，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位被关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党和西北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的限制，由于肃反主持人的错误没有得到清理，正如李维汉回忆的：“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习仲勋遭遇了这种不公正，先是被安排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接着担任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李维汉曾就此说：“特别是对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那里去做县委书记”。但习仲勋愉快地接受了这些安排，在很困难的形势下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开辟红军西征新区，工作卓有成效。危难时刻见精神，习仲勋在这次肃反中及其以后的表现，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党性和崇高风范。

    看点三：被错误肃反的习仲勋是如何获救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辨析。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了解刘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但这个首先出自《王首道回忆录》的说法有误。一，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有认知来自在哈达铺及其以后看到的报纸，而报纸反映的情况不仅有限并且是几个月前的事；随行者中出身陕北、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比较了解刘志丹，但他1933年底离开陕西，时隔两年，信息不通，也只是了解过去，不知近况；在吴起镇，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刘志丹被捕消息的，首先是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张明科，接着是陕甘边区游击队第2路政委龚逢春，但他们只知其事，不知详情。革命时期是剧烈变动的时期，曾经的同志叛变革命之事屡有发生。因此，仅听两个红军指挥员的汇报，不知详情而遽然否认或断言肃反错误，让其停止，谨慎的毛泽东显然是不会的。二，事实上，直至几近一个月后，在了解更多情况后，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从前方致张闻天、博古电报中，只是指出：陕北肃反“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没有完全否定这个“肃反”。26日，中共中央（当时名称“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的决定》，纠正了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错误关押，指出陕北肃反犯了“严重错误”，但仍说：“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而在此前则更不会完全否定这个“肃反”。三，在吴起镇见到毛泽东的张明科、龚逢春的回忆，不同于王首道的回忆。张明科回忆：毛主席快离开吴起镇时，他再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放心吧，中央已派人带电台去瓦窑堡了(后来听说是王首道等几位同志去的)，专门办理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的事。龚逢春回忆：“我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被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向二人的表示，是积极而稳妥的，但并没有涉及整个“肃反”问题。

    另外，关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错误肃反的地点和时间，不是在刚刚长征到达吴起镇之时，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后。其时，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汇报，更多了解肃反情况后，毛泽东、张闻天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先行前往关押被捕者的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

    看点四：习仲勋是如何反对康生，直言反“左”的？

    当“左”倾大潮在土改运动中开始蔓延时，习仲勋再次不同凡响：对风靡一时的康生晋绥土改“经验”，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时间内，三次上书毛泽东，直言反“左”。

    解放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兴起，这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胜利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但是，由于全国土地会议重点反右，由于《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有区分各地不同情况，强调“平分土地”，一些政策规定不具体；由于康生、陈伯达所谓晋绥土改经验“查三代”、“搬石头”、“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影响，很快在土改中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冲击中小工商业者和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此时，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历经中共关中特委和绥德地委书记任上10余年艰苦卓绝斗争的磨练，养成了他治党、治军、理政的卓越才能。而对土改“左”倾错误的遏制和建言，彰显了他的这种成熟。

    早在1947年7月小河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当时主要担负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工作的习仲勋，就对康生在晋绥抓“化形地主”等“经验”提出疑问，主张应该纠正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偏向。在1947年11月西北局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上，他面对“左”倾气氛，出言谨慎，“说话较少，神情郁闷”。而当经过调查研究，在发现“左”倾问题后，他反复向一些同志力言防“左”纠偏，叮嘱要讲政策、讲纪律；对把民主人士安文钦“扫地出门”的错误做法提出严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