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信，在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中，共收录了３７２封，其中大多是１９３６年后的信函。此前的书信，如编辑所云：“特别是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３５年期间的书信，现在收集到的很少。”在这３７２封书信中，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党外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因此可以见证“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对党外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要循之以礼，这在毛泽东的书信中可以表现为书信称呼的称谓，用以表示敬重，以及顺应传统。凡收信人姓名有“字”者，毛泽东都对其以“字”相称，虽然有的并不被人所惯称，毛泽东仍能记忆之。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书信受众，被他以“字”相称的，大都是党外人士。尤其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期间，毛泽东对党外人士的书信用“字”者最多，这有高桂滋（字培五）、阎锡山（字百川）、宋哲元（字明轩）、王以哲（字鼎方）、王均（字治平）、蔡元培（字孑民）、李济深（字任潮）、李宗仁（字德邻）、白崇禧（字健生）、蒋光鼐（字憬然）、蔡廷锴（字贤初）、张学良（字汉卿）、傅作义（字宜生）、冯玉祥（字焕章）等。以上人物，除王均为国民党的一位军长外，其余均为民国名人，他们的“字”也被人们所熟悉，如果不加注释也不会让读者为难，但是有些人的“字”却罕为人知，必要的注释还是需要的。

　　可惜的是，这本《毛泽东书信选集》在编辑时就没有做细。如毛泽东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２日致蔡元培信，转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音讯于宋庆龄等７０人，“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

　　这中间，宋庆龄、何香凝、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汪精卫、陈璧君、经亨颐、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甘乃光、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丁惟汾、宋子文、陈树人、朱霁青、褚民谊、彭泽民、陈友仁、白云悌、恩克巴图、李福林、刘震寰、张知本、冯自由、茅祖权、孔庚、郭沫若、沈雁冰、陈望道、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张东荪、杨端六、周谷城、舒新城等未用别字，皆是本名。

　　张溥泉（张继）、孙哲生（孙科）、居觉生（居正）、覃理鸣（覃振）、李任潮（李济深）、李德邻（李宗仁）、邹海滨（邹鲁）、徐季龙（徐谦）、陈护方（陈嘉佑）、程颂云（程潜）、唐孟潇（唐生智）、朱益之（朱培德）、李协和（李烈钧）、柏烈武（柏文蔚）、谢慧生（谢持）、蒋雨岩（蒋作宾）、李鹤鸣（李达）、胡适之（胡适）、章行严（章士钊）、钱介盘（钱亦石）、胡子靖（胡元琰）、陈夙荒（陈润霖）等则用的是字号。

　　在这本书信选集中，有的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朋旧”，如教育家陈润霖等，如不加注释，读者会很陌生的。再比如信中的谭逸儒、陈宝锷、彭泉舫等，笔者对之至今不甚了了。

　　毛泽东在书信中曾提到的人，取别字而罕为人知的，还有他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窗林中鹤（字若虚）、“师友”符定一（字宇澄），以及国民政府参军长（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３日，国民政府设立参军处，掌理国民政府典礼、总务及宣达命令、承转军事报告事宜。长官为参军长）的吕超（字汉群）等等。其他如沈钧儒、吴晗等，其本名被人所熟知，但毛泽东在书信中仍称之为“衡山先生”、“辰伯先生”，如不加注释就很难让一般读者明白。

　　１９４９年２月２日，毛泽东、朱德致李济深等５６位民主人士（其中有的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封信，没有在称谓中用“字”，这也许是胜利在即，同时也是将他们看作自己人，就不用客套了。当时这５６位民主人士已先后抵达解放区，他们在２月１日发来贺电，联名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和朱德回信表示感谢，称“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地成功”。

　　这５６人是：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