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拟于（最）近的将来送我到省城她家中住。

　　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现在为了这矛盾连八字先生都有些难见，终于她是想算一算，这问题留后决吧。

　　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

　　刘鼎的第四封信仍像第一次写信时那样，语言多隐晦难懂。他仍然担心此信在传送途中发生意外的丢失，所以还是以家中人、家中事的书写方法，尽量把这封重要的情报信变成一封在外人眼里纯属私人的家书。这样刘鼎便将张学良故意写成了“她”。不过刘鼎报告的却是张学良让人忧虑的新变化。

　　刘鼎回到洛川后的第一封信，是以欣喜的语气来描述肤施会晤后张氏恨不得马上高举抗日义旗的言行，然而事情仅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亢奋过后又出现了让刘鼎堪忧的徘徊。这就是此信中首次出现的“歧路”和张学良“恋新又舍不得旧”等语的来由。张氏“恋新”当然系指与中共的联合已初见成效；“舍不得旧”则是指张在决定自己作出惊天之举之后，无疑他将要面临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的严峻现实。不过，张学良纵有一腔抗日的热血，但他毕竟和蒋介石是有着契兄契弟的前缘，轻易忘掉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鼎虽然承认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抗日这一原则问题上，思想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但是他仍然表示：“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刘鼎在密信中还分析了张的复杂心境，他认为张学良不会马上与蒋决裂的主因，是张学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这里所说的“钱财”，可理解为张氏想从南京索要到最后一笔东北军的军饷，以此来应付重大的军事嬗变。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张学良左右徘徊，既想联合中共一道高举抗战义旗，同时又难以马上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彻底决裂。

　　张学良：中共不是西安事变同谋

　　西安事变发生后，就有人说是中共是张学良的同谋，还有人说张学良上了中共的当。对于这一说法，张学良是截然否认。

　　1989年春天，张学良在台湾会见华裔旅美学者唐德刚的时候，谈到了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沟通一事，他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曝光的张学良日记，也可了解张对西安事变的真正想法。在这则回忆录里，张学良否认受中共煽动，坚持承担责任。

　　张学良称，自己发起西安事变的多项个人秉性因素，最主要的是他少年得志，痛恨日本对华侵略和厌恶内战。

　　张学良在回忆录书稿中强调，发动西安事变与共产党无关。他强调，西安事变前并未与中共商讨，只是在事变发生后，苦於无人问策，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

　　无论是刘鼎的密信还是张学良的说法都证明，在西安事变中，中共都算不上是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