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东北军部分人的急躁厌战情绪，刘鼎准备“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他认为张学良对这种不安定的军内状况“总算有心望好”，这是因为张学良“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也就是因“九一八”事变逃亡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将士，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就盲目地杀回东北去。这就是刘鼎暗喻的“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当时“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刘鼎的这封密信既向中央报告了东北军当时的形势，同时也分析了张学良在动荡的东北军中可能采取的应急手段。应该说刘鼎这封信是他长期观察和了解东北军后才作出的理智判断。

　　刘鼎说：“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对中共的一次郑重表态，也是他和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对一个重要“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张氏所谓的“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恰好与历史上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时间极相接近。不能不说刘鼎已经在事前获悉了张学良“要干就干到底”的“计划”！只是他当时还无法了解这一“计划”的内容。

　　刘鼎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他对张学良肤施会谈后的急剧变化感到是“一日千里”的速度，简直让他无法接受。这次张氏又提出“半年工夫”“大事可济”，刘鼎仍然感到“时间太危急了”。

　　西安事变前 张学良茫然徘徊

　　1936年5月1日，刘鼎在洛川接到肤施的来信后，当日又化名“择生”，写了一封密信，寄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在信中写道：

　　你三十日来信，关大五台事，顶糟了，看不明白。如果你不懂得大五台，双台何意，请问王先生，他同我约的名目，八月公开。

　　CSR有人说听不见，大概同大的一个毛病，也须得要他们麻烦一下，多搬运番吧。少坤不管他人事，大概另行找一找新闻而已，我想他数目，内可开开。

　　孙明哲的老弟（十八九岁），初中将毕业，想到我家来读书，我答应以或送到我家或送到孩子处（M）均可，你以为如何？

　　无生好像一个混蛋皇帝，被一个何凤□他的狗熊，他做了傀儡，何先生大出其风头，原来的一般文化学士大受其贬责，损失还不小。我看，他吃不开。他时常大吹牛，自称当部长、中委，事情弄僵了，他反而说反动的太多了。

　　刘鼎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多为暗语。所谓“大五台”和“双台”，均系东北军与中共新设电台代号。“王先生”，为时任中共中央机要机关的负责人王铮，刘鼎在肤施期间，曾就东北军设立秘密电台事，与王铮有过具体的商洽，并且商定所有电台呼号等，需要在当年8月才能使用。而“大五台”则为东北军的电台，当时为王以哲部所辖，中共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一般要通过“大五台”，然后再转张氏亲阅。至于信中所说的“CSR”，应为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和红军传媒的代称，“孙明哲的老弟”，应为东北军部将的子弟，希望投奔抗日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学校继续读书。至于信下面所说的事情，显然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无关。

　　刘鼎发出这封信的翌日，又从洛川再次发出一封信，也是他在追随张学良返回西安之前给中央写的最后一封密信。刘鼎在这封信中说：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是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到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