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霓摄于1998年秋:习仲勋与齐心
仲勋,2002年5月24日凌晨5时34分,到了我与你最后诀别的时刻。泪眼模糊中,我看到了你脸上安详的笑容,仲勋,你终于笑到了最后!这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坚强,我要用微笑送你远行!自从你病重以来,守在你的病床边,我话都不多说,生怕会吵醒了你。可是你知道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呀。现在,你听我说好吗?仲勋,还记得吗?1944年4月28日我们结婚的那天,你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转眼间,我们已携手共历58年风雨。这58年间,我们确确实实做到了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仲勋,我深深为此感到自豪。
回想起这半生岁月,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但不管境遇如何,每年4月28日这一天,无论我们是否在一起,我都会用自己的方式予以纪念,惟独今年———2002年的4月28日,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仲勋,不是我粗心,是我太心痛了。看着你与病魔做顽强搏斗,我却束手无策,我心痛得再也顾不上别的事。
仲勋,你知道吗?你病重之后,孩子们都回来了,当你平静一点的时候,孩子们会围在病床前,拉着你我的手,轻轻地回忆起一些童年往事。在那些我们知道与不知道的往事中,仲勋,我再次深深体会到我们的家庭有多么美好,多么幸福!这些孩子们是多么值得我们欣慰与骄傲!除了孩子们,病房里每天都有你的朋友、你的战友、你的亲友来探望你。他们都对我说起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和业绩,有许多人都对我说,他们与你不仅仅是一份同志情,还有战友情、师生情……伴随着他们的回忆,与你共同经历的往事一幕幕重现,那样清晰,就像在昨天。
在瓦窑堡,你刚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关押中释放出来,毛主席见到了你,一见面他很惊讶,说:“这么年轻,娃娃嘛!”
仲勋,我是崇敬你的。我这么说,并不因为你是我丈夫,而是源于你为党、为人民所做出的一切。几天前,在你昏睡中,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你,他对我说,习老一生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最大的功绩在于一个“落脚点”,一个“开放圈”。仲勋,我知道,在你心里,你一直认为,落脚点也好,开放圈也好,基础都是建立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你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习仲勋。我明白你这话的内涵。
1926年,你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你仅12岁,那是你76年革命生涯的开端。1928年4月,你在敌人的监狱中毅然决然地转为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你组织学运、农运、兵运。你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陕甘边和陕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在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后,两块苏区联成一片,建立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全国苏区皆遭重创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可谓红旗不到、硕果仅存。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终于来到了这里。这片红色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回想起那段历史,你常说: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是很关键,但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了错误肃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监禁,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都被枪杀、活埋。他们也已经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准备活埋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仲勋,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20多年来,无论是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艰苦岁月中,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对你一直是十分关心、培养、重用的。而你对毛主席更是崇敬热爱,这一点你是几十年如一日,即使是在你遭受迫害身陷囹圄的16年间也毫不改变。
毛主席对你的印象,始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时。他在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了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你刚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关押中释放出来,毛主席见到了你,一见面他很惊讶,说:“这么年轻,娃娃嘛!”
那一年,你才22岁,风华正茂。
从那以后,你担任了中共关中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分区专员,带领关中地区党政军民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顽强地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有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受到了表彰,毛主席在漂白布上为你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3年春,你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也就是在那一年,在山丹丹开遍黄土高原的时节,我们相识了。1944年春,我们结为一世夫妻。
1946年夏,你受毛主席委托,负责接应王震同志所率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那时,你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又兼任了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等职。从7月26日到9月17日,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给你来一封信,有时是隔一天一封,还有一天两封,一个多月就写了9封。
从毛主席的来信中,你说你深切体会到了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建国后,你历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结婚后你一直鼓励我在基层工作和在群众运动中改造思想,在革命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使我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时候,你对我说,希望我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这些,我都听你的,这几句话,我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感到珍贵,至今仍是我的座右铭。成为你的战友兼后盾,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
我们家的朋友特别多。那时候,大家的来往也很密切,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每次要外出视察、出国和进行重大活动之前,他总是要和你聊上一会儿;傅作义将军家的桃子熟了,总要给我们家送来一筐;后来在你被隔离审查时,张治中和邓宝珊他们还常常伺机在毛主席面前为你申辩
你在西北局工作期间还长期兼任统战部长一职。
许多人评价你是个搞统战工作的楷模,说你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家朋友特别多,而且是党内党外、各族各界、五湖四海。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腾霭,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黄正清,还有十世班禅、傅作义、张治中……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初期,那里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那时你就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就是解放初期你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昂拉地区的叛乱,是青海省解放初期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事件。当时,你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为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你多次告诫大家,对项谦必须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你要求省委、省政府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各界爱国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去昂拉做项谦工作,终于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52年7月31日,项谦来到西宁,对自己以往受马步芳匪特拉拢、利用、煽动,走向反动,对抗政府,危害人民的行为表示忏悔。
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听了李维汉部长汇报政治争取项谦经过后说,孔明有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了个十擒十放。后来你们见面时毛主席还打趣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我想,这一切都不是无心得来的,你从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记得是在1944年的一天,你和绥德地委副书记白治民还有几位同志围着圆桌吃饭,你一本正经问大家:“你们说,为什么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掉曹操,还叫他去断华容道呢?”被你这一问大家都愣住了。看看谁也答不上来,你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个统战问题。当时,刘备刚得到荆州,没有多少兵可用,没有实力与孙权抗衡。如果杀了曹操,孙权就会肆无忌惮,东吴就会把蜀国吃掉。那么刘备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呢?”一个问题刚完,你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对于你的妙解“三国”,大家都觉得很有趣,索性不思考答案了,直接让你自问自答。你就接着说:“那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弟兄,五虎上将中除了马超、黄忠,其他都是他的结拜弟兄……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哪,只落得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在众人的笑声中,我发现,你的这番话完全是针对当前的工作而言的。
在你结交的大批党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中,十世班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与十世班禅在建国初期相识后就结下了忘年交。1951年4月,班禅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率领堪布厅官员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商、谈判,途经西安时,你负责迎接他。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在机场上,一个英俊的少年活佛出现在你面前,通过交谈,你一再感叹地说:有志不在年高哇!那年他才13岁,你把他接到西北局院里,他很快就与你的大儿子习富平玩到一处。后来到了北京,每个春节,我们全家必有一天是与他在一起过的。
在北京,你与朋友们的来往更密切了。傅作义将军家的桃子熟了,总要给我们家送来一筐。后来在你被审查时,张治中和邓宝珊他们还常常伺机在毛主席面前为你申辩。复出工作后,你曾借深受蒋家两代人信任的同学、同乡陈建中返乡探亲访友之际与其倾谈,希望他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份力量。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后,你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心情更加深切。
我们的4个孩子在解放初期相继出生。大女儿是1949年出生在延安的桥儿沟,就取名叫桥桥;二女儿1951年生在西安,就叫安安;大儿子1953年生在北平,咱们给他取名叫近平,二儿子也是生在北京,就叫远平。加上你与前妻所生的3个孩子,一家九口人的生活,虽是艰难,但也确实是其乐融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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