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勋于1931年9月5日就义，遗书落款时间却是9月14日 

 
　　读革命烈士的遗书，往往让后人生出无限的喟叹。

　　林觉民《与妻书》中的“……为天下人谋永福……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赵一曼遗书中的“宁儿：……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方志敏遗书《可爱的中国》中的“……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读这些遗书，哪一封不让我们心潮澎湃、泪湿眼眶？

　　李硕勋牺牲时年仅28岁，英勇就义前，他也给无限眷恋的妻儿留下了情真意切的最后道白。而这封遗书，因为一个不寻常的日期，曾经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谜案。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九.十四.”

　　这是李硕勋就义前写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是托狱中难友设法传出监外寄走的。

　　1951年1月2日，郭沫若读完这封遗书，慨然写下：“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的鲜血所染成的，硕勋同志的血也在里面煊耀着。捧读遗书，从容就义、慷慨临刑的精神活跃于纸上，使千百代后人见之，亦当肃然生敬。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这份题词在李硕勋烈士纪念亭的碑廊里也可以看到。

　　1986年，广东省委和海南区党委在为李硕勋修建烈士纪念亭时，党史研究部门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中，查到了李硕勋就义的确切时间为1931年9月5日。这一下子就令人有些糊涂，为何遗书的落款时间是9月14日呢？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邢诒孔当年10月中旬曾就此事到北京拜访过李硕勋的家属，并表达了自己对此所做的推断。他认为，李硕勋被捕后恐怕已弄不清时间，写遗书时可能问了监狱里的海南籍同志，由于方言发音的缘故，“是四号”被他听成了“十四号”。

　　李硕勋之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表示赞同这一分析，说这完全可能，并建议在技术上做些处理，在石碑上把“十”字去掉，写书时可以保留原来面貌，搞个注释加以说明。

　　于是，李硕勋烈士的雕像落成时，基座上所镌刻的他写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落款处变成了“九.四.”，表示1931年9月4日。

　　邢诒孔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硕勋有意为之，故意将时间写错，以免妻子来琼认尸，遭遇不测。因为他在遗书末尾特别写到‘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说明他有这个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