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也是独领风骚的大诗人，他一生与诗词有不解之缘。他以诗为纽带，以诗为线索，以诗为载体，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留下了很多令人感动、令人振奋的诗坛佳话。毛泽东与柳亚子、郭沫若、罗章龙、周世钊等人之间的诗词唱和，已经广为人知。毛泽东与其他诸多民主人士也有过不少耐人寻味的诗词交往。回顾那些珍闻趣事，既能感悟到毛泽东的政治家本色与睿智，也能领略到毛泽东的诗人浪漫与儒雅。

    一、收到诗作：大作诵悉，胜感盛意

    世纪伟人毛泽东为后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字著述，而书信是毛泽东著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与各界人士的往来书信内容丰富，除了联络感情、阐述观点、分析时局等，也会谈论诗词。一些友人在致信毛泽东时，会把自己或他人的诗作寄赠给毛泽东，与他切磋，供他鉴赏，请他斧正。对此，毛泽东总是满心欢喜。毛泽东为人谦逊，比如，1965年7月26日，他在给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信中说：“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他称自己的诗作为“蹩脚诗词”，但对别人的作品则夸赞或勉励有加。

    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致信何香凝：“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1945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黄齐生：“新词拜读，胜感盛意！”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函湖南一师校友蒋竹如：“得示极慰，迟复为歉。惠我瑶章，弥见勤勤恳恳，深情厚意，如对故人。……前复东园兄（即周世钊——引者）请他抄其旧作寄我，未见寄来，却似乎因此引出了吾兄寄来的许多大作，使我非常高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倘蒙多寄大作（寄重庆诗未收到），极表欢迎。”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致信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黄念田：“惠书并承赠黄季刚先生所为词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黄季刚为黄念田之父，是音韵训诂学家和文学家。1950年底，爱国民主人士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诗作《积雪西陲》、《西藏解放歌》。1951年7月30日毛泽东复信写道：“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1952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爱国民主人士叶恭绰：“数月前寄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大作二首，均极感谢。”1964年3月18日，他致信数学家华罗庚：“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同一天，他还致信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致信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而当别人在作品中对他进行赞美时，毛泽东的态度往往非常低调。抗日爱国将领、诗人续范亭曾写过一首《赠毛主席》：“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1942年5月14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叮嘱他不要公开发表：“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这充分显示出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政治家品格。

    二、谈诗论词：有感而发，见解独到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有深厚的研究，但他没有写过系统的诗学论著。他的诗学主张，散见于他与友人、子女的书信、谈话及有关文章之中。与民主人士谈诗论词，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不乏真知灼见。

    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蒋竹如的信中写道：“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制，尚是很有用的。弟于律诗不会作而好读”。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屈原作品情有独钟，不仅自己终生爱读《楚辞》，还乐于推荐给别人读。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和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到中南海做客。谈话中，毛泽东提到：“《左传》、《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也还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安徽。毛泽东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向他推荐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57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派人把国学专家和诗人冒广生接到中南海。他们谈古说今之后，话题转到了诗词格律。冒广生提到：“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83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毛泽东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了。”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历代词家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上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毛泽东说：“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又说：“冒广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谈话间，冒广生将自己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含笑接过，道声：“拜读。”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刘大杰是湖南岳阳人，毛泽东愉快地吟咏了杜甫的诗《登岳阳楼》。他们谈到了陶渊明、韩愈、李商隐等。刘大杰询问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看法，毛泽东说：“‘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毛泽东还谈到了李商隐的《贾生》、杜牧的《题乌江亭》：“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作结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中去。”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致刘大杰的信中又说：“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三、诗词注解：当注亦注，解疑释惑

    “《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本意是对《诗经》阐释不易统一。后世文论家将其演变成“诗无达诂”，指读者对诗作会有不同解析和感触。毛泽东熟读诗论，深谙此理。1975年7月，芦荻给毛泽东读了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很难解，芦荻请教毛泽东怎么看。毛泽东说：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那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死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内心中的一种惆怅。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话题转到毛泽东的诗词时，杨振宁说：“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泽东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面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后来做解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看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都不懂了。”毛泽东的感慨，表露出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笃信“诗无达诂”之理，另一方面内心又还是希望人们能够准确理解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

    对于涉及自己作品的各种注解和评论，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毛泽东基本不予置评。但当他发现自己诗作被误读或曲解时，毛泽东也并非全不在意。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读到文物出版社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发现有些注释不正确，他在书中天头、地脚和标题下的空隙处，郑重其事地写下12条1000余字的批注，其中有言：“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把《水调歌头·游泳》寄给黄炎培，“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黄炎培对“极目楚天舒”句意颇有疑惑，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解释道：“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后，人们对“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骄”字颇感费解。1963年3月，章士钊在所撰《杨怀中传》中写道：“越二十余年，毛公填词，有我失骄杨句。吾乃请益毛公，何谓骄？公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之后，他的老同学蒋竹如对“坐地”、“巡天”的科学性提出质疑。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专门作了说明：“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蒋竹如得知后，对毛泽东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非凡的诗词想象深深折服。

    四、诗有用意：以诗发声，坦陈己见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发表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1月12日，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毛泽东不是诗成之后就急于拿去发表，但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同时派代表祭奠黄帝陵。毛泽东亲自起草《四言诗·祭黄陵文》。祭文痛陈“强邻灭德”、“琉台不守”、“人执笞绳，我为奴辱”的民族危亡，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民族大义，表达“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坚强决心。祭文堪称是中华民族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毛泽东在3月下旬就起草好了祭文。3月29日，他致信范长江，称谓是“长江先生”。信中写道：“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落款是“弟毛泽东”。范长江曾在1937年2月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和毛泽东有过深入接触。毛泽东比范长江大16岁，却自称为“弟”。《大公报》是当时国内非官方的最大媒体。毛泽东想在该报上发表祭文，借此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人们最终还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4月6日的《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消息看到这篇祭文。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逮捕了领导救亡运动的李公朴、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愤然提笔，在册页上画了一幅大气磅礴的《长城图》。几天之后，她带着册页去苏州探监。沈钧儒在册页上题诗一首：“是墨知还是血耶，关城凌纸起谽谺。龙沙万里金戈梦，痛苦年年望老家。”邹韬奋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沙千里写了“在羁押中屡听公朴兄高歌《义勇军进行曲》，激昂慷慨，悠然神往”，并题赠“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句。章乃器、王造时也都在册页上题了诗句。

    1938年11月24日，李公朴和张曼筠夫妇一行抵达延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特地到住处看望他们。谈话间，李公朴拿出张曼筠的画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挥毫题写了《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毛泽东的诗与张曼筠的画相得益彰。这一册页荟萃了诸多名人的诗书字画，可谓是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