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读鲁迅诗，不单单是革命家的心灵交应，也有诗人的意兴感发。例如他在读到鲁迅《湘灵歌》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即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即唐代诗人李贺，其《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苍岑竦秋门”句。李贺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借用李贺的诗句，足见其熟稔和倾心。鲁迅亦然，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说过“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从现存鲁迅书赠友人的墨迹来看，写得最多的恰是李贺的诗篇，书写时间跨度最长的亦是李贺的作品，从1909年的“年轻时”直至1935年的晚年，几乎贯穿其一生。这种艺术情趣的一致也是心灵交应的触媒。两颗伟大心灵的时空感应毛泽东对鲁迅诗的熟悉和赞赏，有时往往透露出机智和幽默，显示雍容的气度。1975年秋，一位名叫唐由之的眼科大夫为毛泽东作摘除白内障的手术。为着让大夫放松情绪，毛泽东与他闲聊起来，当问及姓名后即笑着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的诗句来的吧！随即以抑扬顿挫的湘音吟诵起来。唐大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请求毛泽东将此诗写下来。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随手撕下的工作手册散页上用铅笔写下了鲁迅作于1933年的七绝《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毛泽东的博识和风趣而感佩，唐由之更是将毛泽东书写的几张散页视为至宝。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隔了几天，唐由之将精心裱装的毛泽东手书册页带去让毛泽东认辨。毛泽东很高兴地看清了几天前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书写的鲁迅诗，并兴致勃勃地在册页的封面上写下了“学黄鲁直”几个字，又在这行字下随手画了两条直线以示醒目。黄鲁直即宋代诗人黄庭坚，江西诗派鼻祖。毛泽东由读鲁迅诗而想及“学黄鲁直”，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力和读鲁迅诗的深入。

这种纯以诗人情趣主导的阅读和欣赏，有时还表现为毛泽东改写鲁迅诗句以表达自己的现实情怀。鲁迅作于1935年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是一首感事伤时的压轴之作，毛泽东将其颈联“老归大泽孤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意境迥异，只是反映出诗人读鲁迅诗时的感兴。

鲁迅和毛泽东诗格有别。鲁迅多作格律诗，沉郁深闳。毛泽东好为长短句，豪放雄阔。这种差异颇合乎“风格即人”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诗论方面（特别是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有着相当接近的见解。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屡次表示：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他在白话诗的初期为着打打边鼓助威呐喊以壮声势，也尝试着写过几首白话诗，但后来坦率地表示：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他曾夸张地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

无独有偶，毛泽东对于新诗的设想与鲁迅所述如出一辙，强调押大致相近的韵，易记，易唱。他在1965年7月致陈毅的信中展望：“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不一致”也与鲁迅颇为相似，说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而现存的公开发表的五十几首作品中，除《八连颂》颇类民谣，其余多为格律严谨的旧体诗词。和鲁迅一样，表情达意还是旧体诗得心应手，但又能不囿于个人的喜好，冷静地评判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这也许正是“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个方面吧，此中反映的不仅仅是对诗的见解，同时显示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乃至处世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