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爱《楚辞》不仅因为《楚辞》既质朴又有文采，更因为《楚辞》有人民性，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志向和情怀。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写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楚辞》其他作者人民性精神的颂扬。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大会评出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名列其中。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与毛泽东积极颂扬屈原精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去莫斯科途中向费德林介绍并赞扬了屈原。世界和平大会上正是费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直接影响了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结果。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对进一步弘扬屈原精神，对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

    在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的文章当中，不仅收入《楚辞》的《惜誓》等与《离骚》一样 “有民主色彩”，《治安策》和《过秦论》同样有民主色彩，同样受到毛泽东的颂扬。毛泽东多次颂扬《治安策》，就是因为《治安策》与无病呻吟的文章不同，是散发着革除时弊的爱国爱民之志的好文章。贾谊的另一篇文章《过秦论》，总结了取与守不同术的规律。毛泽东虽赞赏秦始皇的贡献，但赞成贾谊“攻守之势异”，“取守不同术”的认识。毛泽东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看到朱敬则上书武则天表达的与《过秦论》大抵相同的见解时，情不自禁地在旁边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薪火相传，精神不朽。毛泽东诗惜屈原、贾谊，语评屈原、贾谊，文接屈原、贾谊，志扬屈原、贾谊，屈原、贾谊的精神在当代中国是深入人心的。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