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从人民群众生动实践中，认识到了滋育着浙江生命力、催生着浙江凝聚力、激发着浙江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竞争力的精神力量。在世纪之交，浙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面临着“先天不足”和“成长烦恼”。习近平从破解先发难题、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使命出发，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从实现中国梦高度，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从弘扬浙江精神到弘扬中国精神，其间一以贯之的，是习近平对精神文化力量的高度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高度自信。

    作者陈立旭，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杭州  310000）。

    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行探索的使命，深入思考了浙江现象背后底蕴深厚、富于创造力的文化基因，探讨了始终跳动着、支撑着、推进着和引领着浙江人民在各个时期不断超越自我、创业奋进的浙江精神；从破解先发难题、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使命出发，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从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从弘扬浙江精神到弘扬中国精神，其间一以贯之的，是习近平对精神力量、文化力量的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自信。

    一、浙江现象背后的深厚精神底蕴

    在世纪之交，浙江现象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大课题，更成为浙江省委思考的重要话题。无论是学者的研究，还是省委的思考，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现象的形成与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和浙江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

    当代浙江的深刻变化，是在一个并不优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起步的。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3，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数一半。1950年至1978年，全国人均国家投资额600元以上，浙江仅240元，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二分之一。1978年，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占浙江工业总产值比重仅为2.6％和16％。1978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家对浙江投资额低的状况并未改变。比如，1978年至1992年国家对浙江投资额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1985年至1997年沿海7个省份（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国家投资额，浙江仅排在福建之前，位居第6。

    但是，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比重大、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下，浙江人民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1978年至1999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长到5350亿元，在全国各省区市的排位由第12上升到第4。1999年到2003年间，浙江GDP年均增幅达到11.7％，高出全国同期平均增幅3.4个百分点。在世纪之交，浙江主要经济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变化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关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变化形式的观念提醒我们，变化从来也不曾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①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历史场景中，浙江区域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嬗变。比如，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快速地经历了城市化。“在1982年之前，浙江省的乡村人口总数处于净增加态势：从1953年的1592.3万人增加到1964年的2525万人后，又继续增加到1982年的2888.77万人。但在此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就开始处于减少的态势之中，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低到2628.02万人，在2000年第五次普查时降低到2357.40万人。” ②乡村人口的减少，主要得益于省内流动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就业。

    习近平到浙江工作后，从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认识到了滋育着浙江生命力、催生着浙江凝聚力、激发着浙江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竞争力的文化力量、精神力量。他说：“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③“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④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研究和丰富浙江精神的关心和重视。2004年夏天，习近平到浙江省社科院、社科联调研时，要求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浙江历史文化，挖掘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2004年12月，习近平在省社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要求全省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 “浙江现象”，进一步总结“浙江经验”，与时俱进地充实和丰富“浙江精神”。

    习近平深入分析了“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基因”、“观念因素”。他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文化到明清时期的浙江区域文化创新发展历程，勾画了从古代大禹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近代龚自珍、蔡元培开明、开放的浙江文化精神发展脉络，归纳了浙江文化精神的特点。在深入思考基础上，习近平得出结论：“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 ①“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的经商意识和务实性格；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压力，造就了浙江人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对外交往的悠久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尊师重教的文化积淀，哺育了浙江人的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

    习近平认为，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观念因素”构成了当代“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因。“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在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文明史的背后，始终跳动着、支撑着、推进着和引领着他（她）们的力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② “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底蕴深厚、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一旦与改革开放实践、当今时代精神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会在当代浙江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首先，是浙江人富于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与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从浙江文明史来看，从古代到现代，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总是与浙江人民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相伴随的。习近平说：“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③今天，正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孕育和造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④比如，在改革开放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自强不息”体现在浙江人不奢望天上掉下馅饼，找不到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办乡镇企业和个私企业，自己造一个“泥饭碗”，由此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再如“坚韧不拔”，浙江人宁肯苦干，不愿苦熬，为了创业，可以四海为家，“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又如“勇于创新”，浙江人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全国颇有影响的探索创新。还有“讲求实效”，浙江人不尚空谈，不图虚名，不争论、不攀比、不张扬，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地创业，一点一点地积累。对于探索中的尝试，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对于卓有成效的做法，无论别人怎么议论，也决不动摇。由此，习近平得出结论，“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必然‘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浙江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⑤。

    其次，是浙江富于创造力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习近平说：“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①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紧密结合省情实际，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坚持用先进文化引领浙江区域文化精神，使浙江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有效地推动了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种区域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浙江精神，“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②

    二、用与时俱进浙江精神激励人民走在前列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浙江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诊断，对如何破解“成长烦恼”和“先发问题”、推动新一轮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我们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面临着‘先天的不足’和‘成长的烦恼’，一些老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新问题又不同程度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经济发展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人多地少、资源紧缺、能源、土地、水等资源要素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不断加大，社会公正、社会治安和社会矛盾问题、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问题、市场经济秩序问题等都亟待解决。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先发地区必然遇到先发问题，某些方面走在前列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③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遇到任何困难，发展的意识不能淡化，发展的热情不能降低，发展的干劲不能减少。另一方面，发展也不是盲目蛮干，不能走老路。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营老路，国家政策不允许，资源环境不允许，人民群众不答应。④他认为，发展观必须回答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我们仍然需要GDP，但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也必须明确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最终目标。”“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这些道理一经揭示出来，看似浅显易明，但不揭示出来，可能在实践中就忽略了；一旦忽略，就出现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积重难返，就非下‘虎狼之药’不可。”⑤“近几年来，随着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要求的变化，特别是要素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瓶颈制约的进一步凸显，我们在深深感受到‘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的同时，也切实增强了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层次、实现‘凤凰涅槃’的自觉性和紧迫性。”⑥习近平对浙江现象背后文化底蕴以及推动浙江新阶段“如何发展”、破解“成长烦恼”“先发问题”的深入思考，引发了他对于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的文化力量、精神力量的更深层思考。他深刻地意识到，破解浙江发展的瓶颈，日益呼唤打造新的“文化支撑力”，推动浙江新一轮的发展，更需要作为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浙江精神的引领和激励。浙江已进入全面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浙江经济能否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继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先进文化的深刻认识和推进文化发展的高度自觉。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用战略的思维、时代的要求、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文化建设”①，以全新眼光来认识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在更高层次、更宽视野、更大力度上发挥文化的作用、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对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工作力度，是关系今后一个时期浙江“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能否“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重大课题。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经济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弘扬和发展浙江精神，不断发掘其历史积淀，不断丰富其现实内涵，实现浙江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得更加紧密，与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结合得更加紧密，从而不断增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不断创造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优势。”②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从社会全面发展的高度，把文化的力量比喻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这就表明，在浙江新的发展阶段，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由仅仅服务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时期的“搭台”和“配角”，上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浙江“成长烦恼”和“先发问题”、推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在现代化总体布局中，彰显出文化的强大力量。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整个社会的发展，顺理自然地也要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发展、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的力量。内外大环境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升级，要求浙江从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高度，更加自觉地加快推动文化建设。

    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7月，习近平把进一步发挥浙江人文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立足浙江、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对先进文化发展道路先行探索的高度自觉。2005年7月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系统阐述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这就把“八八战略”中的相关内容系统化和具体化了，成为指导未来浙江文化建设的行动蓝图。

    在谋划和部署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同时，习近平适时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的新要求。显然，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和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是同条共贯的，都聚焦于推动浙江新一轮发展这个目标，打造新的“文化支撑力”。

    2006年2月5日，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发表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梳理、总结和归纳了浙江精神的优秀历史传统及其在当代的生动展现，强调浙江精神的优秀历史传统不仅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相伴，而且更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创造相随。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只有让这源头活水畅流于我们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滋润我们的生命，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未来。不仅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而且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③这就深入地阐明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了不同的侧重点。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是在浙江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是在当代发展市场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对浙江人群体身上“已有”精神个性、浙江现象背后精神动因的总结、提炼和概括，是一种特别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群体意识、观念因素。由于这种群体意识、观念因素的推动，浙江迅速从一个位居全国中游的省份成长为一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能动的经济创造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大省建设，成为核心的文化竞争力。”①他进一步强调，伴随世界的变化、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既需要“坚持”，也需要不断挖掘、与时俱进地丰富其现实的内涵，“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得更加紧密，从而不断增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不断创造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优势。”

    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则聚焦于新的历史起点，聚焦于破解先发问题，聚焦于打造推动浙江新一轮发展的新的“文化支撑力”。它是在浙江区域市场经济走向成熟过程中得以提炼和概括的，着眼于形成浙江人群体开拓未来“应有”的精神个性，适应于由被动“倒逼”转向主动选择、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转变以实现“腾笼换鸟”、“浴火重生”飞向新高的要求，从而构成了浙江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或应该具备的精神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指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既是浙江人民对昨天的总结与传承，更是对今天的鞭策和对明天的引领”，需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作为文化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智慧、活力和创造精神，进而让浙江的经济更富强、生活更富裕、精神更富足、社会更和谐。” ②

    2006年3月，习近平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再次阐述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实践意义。他指出，浙江要进一步培育和弘扬遵循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精神，求理论之“真”，求规律之“真”，求科学之“真”；进一步培育和弘扬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要清醒认识浙江先发遭遇的新挑战，先行遇到的新问题，做出符合浙江实际的战略抉择；进一步培育和弘扬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要把诚信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之基，不仅要弘扬传统的“诚信”美德，而且要把诚信作为公民安身立命之本、企业兴旺发展之道、政府公正公信之源，强化公共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严格依法行政，真心诚意为民服务，努力增加政务透明度，使政府真正成为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