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一则毛泽东数荐不纳“未便再荐”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折射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内真挚健康的民主生活，至今仍然令人称道，让人羡慕不已。

　　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同周恩来商量，要周恩来筹备建立国家文史研究馆，以便安排那些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先生们。不久文史馆就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被聘为首任馆长，柳亚子、叶恭绰、章士钊一起被聘为副馆长，一批各界名宿成为首批馆员。很显然，当时毛泽东建立文史馆的目的，就是为这些名宿安排一个领工资的地方，或者说是国家养士的地方。可以领工资，又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自然有许多人心向往之。

　　这个时候，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到了毛泽东，也想到北京去当文史馆的研究员。李淑一大概没有想到，她给当时的毛泽东出了一个难题。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情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从这封给秘书的信里，让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自知之明”，毛泽东不是不想推荐，而是不好意思再推荐了。原因是他已经“数荐不纳”，荐了几个都没有批准，还好意思再荐吗？这里我们发现，毛泽东丝毫没有怪罪谁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数荐不纳”的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所以他想，如果再荐了还是不被录用，还不如不荐了，干脆自己解决问题，从自己的稿费里拿钱帮助她的生活。

　　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共和国开国之初，有着什么样的健康体制和民主气氛。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是国家主席，一个并不是要害部门的单位，竟然把他的推荐数次拒绝，而在当时，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毛泽东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丝毫没有去想这是对自己的不敬。

　　反观现实生活，个别领导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滥用职权，唯我独尊，飞扬跋扈，践踏民主，“决策一言堂，说话一个音，组阁一人定，签字一支笔，大权一把抓，斧头一面砍，富贵一家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狐朋狗友都跟着沾光，“顺者上，逆者下”，把掌管的单位或部门变成“自家”的大本营，让人痛心疾首。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当下，匡正官场风气，抑制吏治腐败，愿各级党委政府从毛泽东数荐不纳“未便再荐”的故事中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