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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回答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党情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历史课题，着重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毛泽东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与思想精髓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实际相结合，体现为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政治路线）相统一、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把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工程”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牢固基础。新时期党的建设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吸收了毛泽东党建理论的思想精髓。
第八，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和四个现代化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翌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从大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进而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以此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毛泽东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和四个现代化思想，勾画出新时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宏伟蓝图，不仅有力地指导着当时的工业化建设，而且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先导。
第九，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从1958年11月武昌会议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教训的过程中，针对急于求成的“左”的冒进倾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搞好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思想。他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10]“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1]今天，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充分体现了对毛泽东“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思想的继承、运用、创新和发展。
第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不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呈现出两类矛盾，其中大量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成为新时期改革发展动力论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也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
第十一，运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经济。1958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化”教训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书的谈话中，针对党内存在的要取消商品经济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的独创性见解。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2]他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农民搞等价交换必须靠交易，这是价值法则；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为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启迪。
毛泽东思想中影响至今、具有当代价值的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理论成果并不只有以上十一个方面，譬如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观、国情观、农民观、人生观、荣辱观以及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等，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借鉴。
三、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恒久魅力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确实时过境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的不合时宜而无视甚至否定其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同样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30年前，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需要和认知水平从毛泽东浩瀚的理论著作中挖掘、提炼、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历史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我们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高度，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实践、新需要，以宽阔的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所蕴涵的许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智慧火花，并进行新的系统阐释，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使它在新时代不断彰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此，笔者提出三个研究视角，以期抛砖引玉。
1．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研究的视角。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理论概念，并对其内涵做了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包括毛泽东思想，但这并不等于放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意味着失掉了毛泽东思想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没有丝毫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由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结合研究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视角。
笔者曾在2008年8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8期发表名为《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的文章，在2008年9月《毛泽东思想研究》第5期发表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兼论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的文章，可以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结合研究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2．时代的视角。
用时代的视角进行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由于时空方位的变化而必然存在的发展过程。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品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它能够在新时期指导新的实践，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我们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在向前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不断向前发展，而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和拓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能裹足于当年，而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前沿，进一步挖掘毛泽东思想的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恒久魅力。
譬如，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思想。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对当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拒腐防变、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思想启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上任伊始，即赴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特别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再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把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历史方位，得出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这启示我们：一方面要通过科学分析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趋势，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时代特征的变化，进而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要把中国的发展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当中。过去我们搞革命离不开世界人民的支持，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世界。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4]
3．大众的视角。
用大众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是指要有紧密适应人民大众需要、解决当前大众紧迫问题的适用性，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民族性，有运用大众话语和形式丰富多彩的通俗性。毛泽东思想本质上就是人民大众的理论。大众的视角要求把立足点放在服务人民大众上，一是紧密联系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解决当代现实的紧迫问题；二是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把毛泽东思想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并充分发挥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我们可以用大众的视角从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找寻智慧的火花，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领域。
譬如，毛泽东的农民观就是把立足点放在服务人民大众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土地改革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毛泽东的农民观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特点的科学把握，可以为新时期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为党制定新时期的“三农”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又如，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基础，把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目标和最高理想；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这些都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坚持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的思想先导。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最有发言权的。纵观发展至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实现的两次历史性巨变，90年来的历史和现实伟大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导向性的，是中国一切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所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它已经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脑海里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思想的自觉，成为我们的习惯性话语表达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广泛地经常地起作用，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永恒价值和长期效用之所在。
注释：
[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页。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3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5]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9、596页。
[6]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719页。
[7]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8—659页。
[10]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11][12][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439、435页。
[1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作者：中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顾问，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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