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新的视角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
20世纪中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中华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早已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开辟伟大历史新纪元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宏观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来把握，二是从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来定位。
1．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理论层面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正确认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从党的文献来看，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阐述比较严谨的有三次：其一，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1]这些论断充分揭示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化的结晶。其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并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现在所通常采用的就是该决议。邓小平在领导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地强调这个决议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粉碎“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课题必须回答：一是中国向何处去；二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二者密不可分，其中关键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集体智慧，经反复斟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做出定义性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这次阐述与七大时的阐述没有原则的不同，但也有很大的差别，表述中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增添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此，毛泽东晚年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显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因为是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的理论。这就把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让我们能够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排除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语录式机械式的运用、使其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其三，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和评价又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3]（增添了“和建设”）。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主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国家与革命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的理论结晶。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实质是剥削阶级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4]所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革命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5]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其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告诉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6]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明确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基本策略，这些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党的二大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制定了最低纲领；二是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其三，列宁“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1905年列宁面对俄国革命的新形势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够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民主革命阶段要与资产阶级作必要的妥协。上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第一次阅读《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得到了深深的启发和教育，并把书送给彭德怀。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7]。后来党内有人犯了“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说，如果早得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二，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这就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强调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9]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述。根据毛泽东字里行间的叙述和历史经验的实际来看，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上主要取得两点共识：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比较特殊，主要指中国的社会性质，当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现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
第三，正确理解历史性的飞跃。按哲学观点，飞跃系指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历史性的飞跃是把哲学的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飞跃引申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指解决重大历史性课题，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性跃进，用以表述毛泽东思想，更彰显出它伟大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和恒久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性课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历史课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道路怎么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解决了近代百年史上从未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这之前虽有结合，但不能说是飞跃。而标志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此后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继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也曾经提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探索如何在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遗憾的是探索中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甚至出现了曲折和错误，第二次结合并没有实现。
总结这三点可以得出一个科学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上面三点是正确理解这个结论的前提基础和思想起点。
2．从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这一实践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随着抗日战争的兴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1．从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群众路线。毛泽东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可须臾离开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三，调查研究。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并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等著名论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新时期，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为了解各种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并贯彻落实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是坚持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有效方法，是我们党科学领导和民主执政的重要途径。
第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坚持毛泽东奠定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根本性的思想武器。
2．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理论成果来说主要体现在十一个方面。
第一，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决策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我们奠定了国体和政体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政党制度和统一战线理论。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和统战理论等都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派关系，现在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思想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是自毛泽东1956年提出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毛泽东创立的统战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对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尤其是统战大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政策上大幅倾斜；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引导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主张建立与宗教界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长期爱国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民族与宗教问题方面的真知灼见及其创立的思想理论，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民族与宗教问题，为现今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下发展民族、宗教理论和制定民族、宗教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四，发展文化的方针。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创造性地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以及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以及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五，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党指挥枪”是建军的根本原则，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光荣传统，现在一直为党所坚持、继承、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等，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也是我国军事科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
第六，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毛泽东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和奠基人，他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坚持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思想，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事业发展进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等确立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这些远见卓识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国际形象影响深远。新时期，党以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思想为基础，依据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对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取得了为国际所公认的辉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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