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牛嵩林摄

　　
1964年，《东方红》第七场《社会主义好》大合唱演出情景。邹健东摄

　　“东方红，太阳升……”在中国，这是许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歌。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中国，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红色狂欢。那种激情和辉煌，仿佛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场。那是我们最特别的记忆之一——虽然背后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多少人真正清楚。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国外，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被后人赞叹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它从一点点萌芽开始酝酿，到昼夜排练、成功演出，以及最后的轰动全国，经历了一些颇令人难忘的历程。

　　刘亚楼从朝鲜带回来的灵感

　　开始的开始，应该从1960年讲起。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随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访朝鲜。在一个很大的机库里，3000名朝鲜人民军将士，上演了气势磅礴的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观看了这场表演的刘亚楼，久久难以忘怀那些美妙动人的旋律和舞蹈。他想，要是我们也把一些优秀歌舞汇集起来表演，该多好啊！

　　巧的是，那次刘亚楼归途中，路过沈阳。沈阳军区在招待他们的时候，也举办了一场晚会，还演唱了4首革命历史歌曲。这4首歌曲也给刘亚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一次会议期间，就对空政歌舞团的同志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应该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歌舞汇集起来，也搞一个大型歌舞，让年轻人受教育。

　　于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党委作出决定：放下所有工作，集中精力完成一台大型歌舞晚会。到了年底，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赴江西等革命老区搜集整理革命歌曲。这一行人先后到了井冈山、吉安、永新等地，《工农兵联合起来》、《送郎当红军》这些歌曲，从红军老战士的嘴里唱了出来，被作家记录下来。

　　张士燮等人在回北京后，还拜访了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王长德。听说是征集革命歌曲，她非常高兴，当时就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

　　就这样，空政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又把在1959年全军第2届文艺汇演中的《葵花舞》、《飞夺泸定桥》和反映红军过草地的双人舞《艰苦岁月》进行了加工整理，也加了进来。在1961年初，春临京华之际，剧本初步定型了，暂定名为《光辉的历程》。

　　为了取名字，也颇费了一番波折。最初，名字定为“大歌舞”《狂飙曲》，其中“狂飙”二字出自毛主席1930年创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临近公演，却被否定。领导的理由是，朝鲜一台‘大歌舞’是3000人，我们才300人，没有理由叫“大歌舞”。彭真说：“四不像，非驴非马。”可是报纸已经登上去了，只好找报社，找印刷厂，总算改了回来，叫做《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由《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到《东方红》

　　1961年8月1日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8天时间，共有观众2.2万人次。演出包括9场16景，其中很多歌曲都是经典：《国际歌》、《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在表现方式上，除了大合唱，还有诗朗诵、有舞蹈、有英雄人物形象，另外，还用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制作了舞台幻灯投影。后来，在1962年，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上映。

　　刘亚楼看完演出后高兴地对艺术家们说：“改得挺好嘛！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这样做就对了！有几个演员表演得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工修改。我们空军的全体常委请你们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这场演出在艺术表现上，类型不同，形式多样，每场都有表现主题并用朗诵词加以串联。当时在国内舞台上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概念，究竟叫什么，在当时的首都文艺界曾引起了一番争执。虽然如此，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应中共上海市委的邀请，空政文工团在不久后去了上海，在上海市委大礼堂演出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历时一个多月，观众达7.2万多人。1962年，上海市的文艺工作者按照空政文工团的思路，创作出了一部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1963年，陈毅元帅陪同前来访问的几内亚总统塞古尔，看了这场晚会——“亚非拉专场”让总统先生激动不已。陈老总高兴地说音乐帮助了外交工作。演出中，合唱的《黄浦江号子》、队列歌曲《南京路上好八连》、小型芭蕾舞《白毛女》等等，都有着相当的艺术水准。

　　炎热的7月到了，周恩来总理来上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总理在看过演出后有了一个想法：建国15周年之际，用艺术形式做一场大型歌、舞、诗结合的晚会，为国庆献礼。这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演便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可以说，《东方红》是周总理亲自策划的。

　　如此盛大的演出，仅仅排练了50多天

　　1964年7月20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等几个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被周总理叫到了西花厅。

　　总理说，是不是可以用歌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一下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历史？

　　7月30日，周总理再次组织召开会议，就国庆的大歌舞表演展开讨论。最后确定《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由周巍峙担任，副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时乐濛、胡国光、李伟等。下分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组长分别由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同志担任。经过讨论和最后拍板，导演组、文学创作组、音乐和舞蹈编导组等正式成立。当时，离国庆仅剩50多天的时间。

　　7月31日，国庆大歌舞指挥部成立，并在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路绿灯。

　　不仅如此，当时把所有有名的诗人都请来了：有魏巍、徐怀中、阮章竞、贺敬之、乔羽，要求写出最高的水平。安波、马可、吕骥、时乐濛、严克等十几位作曲家，以及一些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的最优秀的舞美设计也全部请来了。大家集体投入了战斗。正因为如此，后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东方红》，采用了当时的“顶尖技术”——幻灯片。因为人民大会堂舞台太大，宽28米，高18米，又太深，幻灯离天幕距离又远，场景变化又要求迅速，最后总理批示从上海请来制灯专家蒋祖泉。最后天幕上的“长江、黄河”是靠事先绘好的许多幻灯片和几十台幻灯机，每台照亮一个区域，拼接出来的。

　　这些全国、全军的文艺精英们，终于在8月12日全部到齐，周巍峙作了动员，讲了任务的重要性。

　　如此盛大的演出，排练仅用了50多天。

　　1964年7月20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等几个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被周总理叫到了西花厅。

　　总理说，是不是可以用歌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一下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历史？

　　7月30日，周总理再次组织召开会议，就国庆的大歌舞表演展开讨论。最后确定《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由周巍峙担任，副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时乐濛、胡国光、李伟等。下分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组长分别由魏风、乔羽、徐怀中、张士燮、任红举等同志担任。经过讨论和最后拍板，导演组、文学创作组、音乐和舞蹈编导组等正式成立。当时，离国庆仅剩50多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