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抗联文化与东北抗战相伴而生，并追随东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和演进，形成东北抗日战场上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抗联故事与抗战歌声唤醒和鼓舞着东北人民的同时，也向敌人发出愤怒的吼声。这里的抗联文化，是指1931年至1945年产生的以抗联征战史为主题的文化形式，而在抗联文化的各种形式中，歌曲的演唱即歌咏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活动。

    第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5月，抗日救亡歌曲产生与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在国破家亡之际，东北各阶层民众纷纷拿起武器，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用简陋的兵器与骄横残暴、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从而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有了抗战也就有了抗战歌曲。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联歌曲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1931年9月18日至1933年5月这一时期，是抗联歌曲产生和曲折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救亡歌曲的初创、展开和发展，总体上与东北抗战形势的曲折发展相适应。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阶段。

    其一：1931年“九一八”至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这一阶段为抗战歌曲初创和救亡歌声的初起阶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用三个月时间侵占了全东北，用五个月时间（1932年3月1日）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他们在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得许许多多的东北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哀鸿遍野。尤其东北的青年学生为躲避日寇的追杀四处逃难，背井离乡，他们心有不甘，他们边走边说，边哭边唱，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悲情哀鸣，便随着学生们的流亡行程，一路行走一路歌哭，如同抗日的洪流滚滚流向远方，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佚名创作的救亡歌曲。其特点是：在内容上主要展现的是如泣如诉的悲情哀鸣；在创作上参与者众，却都未留名；传播手段上主要采取独唱表演方式。流传比较广泛的救亡歌曲有《妈妈你不要哭》、《提起九一八》、《九一八事变歌》、《亡国恨》、《说唱九一八》、《民国二十年》、《半年歌》、《五更恨》等，其中一首最为著名的歌曲是《农民四季歌》，后来被著名音乐家田汉改编成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四季歌》。内容描写东北姑娘因遭受日寇侵占而流亡到江南的悲惨遭遇和她支援义勇军的实际行动。歌中唱道“春季里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青纱起高粱。秋季到来荷花香，大姑娘夜夜梦家乡。醒来不见爹娘面，只见床前明月光。冬季到来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筑起长城长，侬愿做当年小孟姜。”唱着这样的歌曲，令人激愤、热血沸腾，悲哀、动听的音调，婉转、凄怆的旋律，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激起所有演唱者与听众的极大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

    其二：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即从伪满洲国成立至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传达到东北期间，为抗日救亡歌声在东北大地唱响阶段。“九一八”事变第九天，东北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于9月27日在北平（今北京）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由张学良提供资金30万，陆续派出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等70余位爱国志士分赴东北各地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联络组建东北义勇军抗日，推动全国救亡运动。一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到1932年春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54路，号称“30万大军”。大大激发了民众爱国抗日热情，抗日救亡歌曲从此不仅唱响在东北难民逃难的路途上，更在东北大地上放声歌唱。这一时期的抗日救亡歌曲有《东北本是好地方》、《纪念九一八》、《九一八血迹尚未干》、《九一八小唱》等等，出现了著名的经典之作《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兄弟们，战斗的一天来到了，战斗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当年，许多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奔向抗日战场的。

    第二，1933年5月至1940年2月，抗联歌曲全面唱响阶段。

    1932年3月2日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围剿东北抗日义勇军，前后半年多时间，一轰而起的义勇军抗日武装在日寇的重兵围剿下，到1932年10月终因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被日寇各个击破，不仅30万众的抗日义勇军纷纷瓦解，就连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陷入困境。1933年3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宣布张学良下野。同年5月，与日本政府签署了出卖中国东北、承认伪满洲国的《塘沽协定》，同时强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取缔民众抗日活动，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因此遭受巨大的打击和严重挫折，进入低潮。

    面对破碎的山河和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中共满洲省委独立担起领导东北抗战的大任。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满洲省委发来《中央给满洲省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满洲省委相继派出了杨靖宇、周保中、李延禄、胡泽民、赵尚志、季青等一大批干部深入到东北农村贯彻落实“一·二六”指示信，纠正“左”的错误，组建抗日游击队，四处打击日本侵略者，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将东北抗日战争推向新的高潮，形成持久抗战、全民抗战的局面，这一切，构成了抗联歌曲在救亡歌曲基础上获得新发展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在其后的八年岁月里，以抗联歌曲为标志的抗联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人们高唱抗联歌曲，与日本侵略者搏杀，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这八年，抗联歌曲的演进发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3年5月“一·二六”指示信传达到南满至1938年10月杨靖宇岔沟突围，计五年半时间，即被一些研究者们称之为抗联歌曲创作的“前五年时期”，这是抗联歌曲全面唱响的高峰时期。高峰时期的抗联歌曲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抗联将领带头创作抗联歌曲。例如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不仅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同时也是一位善于以歌曲做武器的宣传鼓动家。他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创作了许多铿锵有力、脍炙人口的抗联歌曲，大都很有名气，其中他在1933年春创作的《四季游击歌》是东北抗战时期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首抗联歌曲。《东北抗日联合军军歌》是传播最广、较早创作的代表作。杨靖宇不仅自己在百忙中挤时间创作抗联歌曲，还鼓励指战员们动手写歌，战斗休整期间经常询问：“部队唱什么歌？”“有什么新歌唱？”。有时亲自拿着树棍当指挥棒，指挥基层连队的歌咏活动。《中韩民族联合起来》、《西征胜利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歌》、《中韩民族联合抗日歌》等都是出自他手的名作。抗联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和战友集体创作的《露营之歌》、《长白山歌》、《保卫白山黑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创作的《十二烈士苦战记》；抗联五军政委季青创作的《革命军纪十条》、《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等都是抗联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其二是抗联歌曲的咏唱活动呈组织化、规律化、普及化状态，特点是以抗联的军旅歌咏带动全社会歌咏活动。在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度举办经常性的歌曲演唱活动，抗联歌曲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主要标志就是以抗联部队为创作中心和歌咏团体，不仅在抗联部队中普及抗联歌曲，组织团体歌咏演唱，还将抗联歌曲带到社会上、战场上。抗联一路军明确要求连以上干部必须做到“三会”，把“会讲抗联故事、会唱抗联歌曲、会吹口琴”作为考查领导干部能力的硬指标规定下来，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他们开会学习时要唱，部队休整时要唱，打仗时在战场上也是“唱着打”，甚至唱得更生动、更响亮、更来劲。

    第二阶段：1938年10月17日岔沟突围战后至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牺牲。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日寇加大“讨伐”力度，采取“篦梳战术”、“狗蝇子战术”加上不断出现的叛徒出卖，使杨靖宇和抗联一路军部队在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里白天与“讨伐”队游击作战，夜晚行军转移，没有棉衣、没有粮食、没有兵员补充，也没有休息时间，隐蔽生存成为抗联部队的第一需要。这时不仅不能在战场上“唱着打”，就是日常休整宿营也得“埋蹓子”，加十二万分小心，以免暴露目标。受当时政治环境制约和影响，抗联歌曲的创作和歌咏活动不得不收敛起来，步入低迷状态。

    实事求是地说，不再唱抗联歌曲的抗联一路军气势也大不如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