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于这些内容，当时，中央和红西路军的来往电报中就有所涉及，所不同的是，中央致电徐陈的是如何“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如何尽快的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阵营中来”，以及西安事变后张杨情况的通报。总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偏偏在马家军这里遇到了问题，巨大的问题，巨大的阻力。战事就这样进行了又进行，继续了又继续，并且情况开始对红西路军日益不利。

    再接下来，就是东返与西进飘乎不定。当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中央便致电徐陈“西路军的基本任务是打通远方”，而当河东的谈判陷入僵局、内战风云再起之时，中央则又致电西路军谈如何配合张杨 “消灭东来之敌的任务”。一会儿是“四方面军主力应向兰州进”、“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一会儿则又是“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时任红九军司令部一科参谋的李新国，就曾描述过这种时而准备东返时而又准备西进的情景。《徐向前传》也更是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记述。

    所以，我们说，红西路军在永昌，西路军鏖战永昌，前期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粉碎国民党蒋介石新一轮进攻，后期则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义和大业。西路军的流血牺牲，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义和大业做出的牺牲，展示的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更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身利益只有全局利益的伟大献身精神！

    第四单元　建立政权播撒火种

    红西路军在永昌，战斗是一个方面，建政和支前则又是一个方面。正因为红西路军在永昌一线坚守了四十多天，故不仅新型的红色政权开始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在了河西走廊的丝绸古道上，同时，各项支前工作也深入开展了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甘肃省党史委、永昌县党史办、以及亲历者关于红西路军建立永昌县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相关记述。如“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召集永昌县城内外的百余名各界代表开会，座谈讨论建立苏维埃政府事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供給部长郑义斋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讲些什么？虽然文章没有确切记述，但刚才我们看到的、至今仍留在我们永昌新城子的大沽政治部旧址墙上的七条红军标语，却十分清楚的记述和见证着一切。这七条标语分别是：“实行停止内战，联合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联合打日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联合起来”、“人民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汉加蒙番联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里摆个展柜，里面放些标语拓片）

    想来，一定是这些内容。而尤为让人感慨的是，就是这些标语，在红西路军走后，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里，新城子人都小心翼翼地进行了保护和保留，也幸亏是写在祠堂里，也幸亏是一个家庭祭袓的地方，这些标语到今天仍清晰可见。它不仅仍然向人们宣传着红军的主张和总的建政原则，同时也诉说着永昌人民对红西路军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永恒思念。今年，据说新城子大沽政治部的这些标语已经和红西路军指挥部旧址、八坝阻击战遗址一道被评为第八批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正是伴随着这种宣传，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召集永昌县城内外的百余名各界代表开会，座谈和布置了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具体事宜，并临时推举农民代表狄万川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负责配合红军开展地方工作。会后，总部指定和抽调总部政治部军人部部长黄火青负责建政工作，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三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长汪乃容、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等一批指战员参预并协助。在此基础上，1936年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由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和社会各界代表13人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委员会，木匠出身的张仲科当选为永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农民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委员有负责军事的王思福、负责财政的张德文、负责内务的许教琪等。接着，还相继成立了13个基层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立即开展多种形式的支前活动。具体：一是配合红军维护地方治安，帮助部队站岗放哨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二是帮助红军侦察敌情。如青年队成员高吉录等就以玩耍、拾粪为掩护，多次深入到被敌占领的东十里铺一带及武当山、校场山了解马家军的配置情况；八坝青年赵儒等更是多次为红三十军的夜老虎团带路，夜袭敌人。三是千方百计地筹集粮草。而据不完全统计，西路军征集粮食150多万公斤，柴禾饲草100万公斤，猪羊等6000余头。四是征集和制做了大量的冬装。红西路军是从鄂豫皖和川陕过来的一支部队，作为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南方人，他们不仅未及休整就踏上了漫漫西征之路，而且更是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穿着单衣和夹衣来到了冰川雪地的河西走廊，因此，补充棉衣就是当时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为此，苏维埃政权不仅组织人员千方百计地征集御寒物资，而且还组织工匠和妇女日夜赶工，制做能够抵御寒冷的棉衣、棉帽、皮袄、背心、毡靴、手套等。五是帮助红军救助伤员。由于战事的激烈，红西路军伤员一度高达2000多人，其中大批伤员只能分派在群众家中，而这方面，各级苏维埃政府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六是帮助红军打造兵器。由于在整个河西征战期间，狡猾的敌人总是带着三、五排子弹，远了射击近了刀砍，我们的战士别说抓不住俘虏，就是抓住了，也基本是难有缴获，因此冷兵器就成了重要的武器装备。而为了加大这方面的配备，苏维埃政权组织全县十几个铁匠铺日夜打造刀矛以支援红军。七是组织和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据资料记载，先后约有数百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其中，随军西去的就有140多人。当然，随着后来的大军西去，各级苏维埃政权也惨遭敌人的破坏，活动也相继终止。

    而现在看到的这些受损枪械，就是当年因各种故障、没有子弹、来不及带走等多种原因而掩埋下来的。直到1984年和2001年，我们才再次见到了这些当年掩埋在红西路军枪械所院内的物品。现在，作为珍贵的国家级革命文物，它们每一件都在诉说着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它们中，有机枪，也有步枪、手枪甚至是猎枪等等，其种类之多、样式之杂，实属罕见。

    第五单元　永远的记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红西路军后来失败了，但红西路军也更是以自己的牺牲有力的策应了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有力的策应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更是以牺牲谱写了一曲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前无古人”的英雄史诗。

    正是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和大局甘于牺牲一切的英雄品德，不但促使着中共中央通过援西军和西安八办、兰州八办开展了有组织的营救工作，如曾在兰州八办工作过的张文彬和后来的党代表谢觉哉，再如由张文彬动员前往武威进行过营救工作的马德涵和马宪民。而且，民间营救更是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开展，如《西路军鏖战永昌》中记述的有关营救红西路军教导团参谋长左叶的记述，同样在《西路军鏖战永昌》中记载的这些后来流落在永昌红西路军将士。在他们（她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许多感人的营救故事。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宣传红西路军事迹、研究红西路军精神，更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时代强音。(放个展柜，里面放些西路军研究书籍)。

    与之相应，江泽民在2001年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胡锦涛在2009年李先念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到：“会宁会师后，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还真是应了那句“盛世出书，隔代修史”的老话，正是靠着“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和“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两句话，这两句标志着盛世和隔代的结论性话语——我们确定了本展览最根本的立意和主题。希望大家在参观后能留下宝贵的意见，也更希望红西路军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展览讲解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