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便参加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的莫乃群，是广西藤县人。1931年进入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的他，得到该馆进步人士李公朴的指导，潜心阅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1934年赴日本东京求学。1937年回国，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经受了上海“八·一三”抗战洗礼。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莫乃群于此时到达桂林，在《广西日报》任撰述。当时报社分为编辑、出版、评论3个部门，评论部以莫乃群为首，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用社论、专论的形式报道、分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形势，鼓动人民团结抗战。莫乃群还邀请当时在桂林的著名学者、进步人士撰写社论和专论，使报纸增色不少。当时，桂系当局对报纸的言论、活动进行种种限制和控制。但在莫乃群和报社进步人士共同努力下，发表的社论、报道、新诗、散文等富有战斗气息和民族正气，并强调地方特点，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有明显区别。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救亡日报》被迫停刊，生活、新知等书店被迫关闭，大批进步人士撤离。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暂时陷入低潮。莫乃群于1941年底到广西大学任教，主要教国文和政治经济学，对学生传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深受青年学生欢迎。

    1942年3月，广西日报社社长黎蒙聘请一批在香港沦陷后转回桂林的进步人士到报社工作，撰写社论、专稿。莫乃群于1943年下半年受聘担任《广西日报》总主笔，他组织了社评委员会，聘请金仲华、傅彬然、张锡昌、秦柳方写社论。这一群“笔杆子”，并不到报社上班，轮到谁写，就自定题目，于当晚12时前将稿子送到报馆。莫乃群审阅后，立即付印。另外，还特约狄超白、邵荃麟、刘思慕、张铁生、千家驹等撰写专稿。这些人士都是救国会成员和中共秘密党员，他们自觉按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文章既坚持大方向，又掌握分寸。

    当时的《广西日报》还自设电台收听英、美、苏、日本和延安的电讯，用“本报重庆专电”、“莫斯科讯”等名义，报道苏、英、美等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有力推动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1944年秋日寇进逼桂林，国民党广西省府疏散至百色。陈劭先、梁漱溟等疏散至桂东昭平、八步。莫乃群不愿去百色而与一批进步人士乘舟东下，沿途酝酿到桂东敌后办报等事宜。到昭平后，得到各方面人士及疏散到当地的机关、企业、团体支持，决定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开展抗日救亡和争取人民民主的宣传、教育工作。莫乃群任总主笔兼总编辑和发行人。

    报纸于1944年11月l日出版。莫乃群写发刊词，张锡昌发表《保卫桂东南的号角响了！》一文。文中，他们指出：报纸要指引广大民众走向胜利、团结、进步大道，要发扬世界民主潮流，打击法西斯残害人民的阴谋、言论和罪行。

    1945年1月，日寇企图窜犯昭平，报社迁至黄姚镇继续出版。当时，中共广西省工委亦秘密迁至黄姚，报社负责人得到省工委的热情指导帮助，斗争方向、策略更加明确，省工委的重要意见也通过社论的方式表达出来。除撰写社论，莫乃群还在报纸《自由谈》栏目中发表杂文，如《桂客谈山》、《国之五维》等，对蒋介石及其要员的腐败进行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特务对此非常不满，向重庆特务机关告密，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受命来电谴责。但广大群众和各方进步人士却给予热情支持，称赞报纸是桂东南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