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赞贤(1896~1927年),字子襄,江西南康人,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896年8月22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民国1年(1912年)在南康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江西陆军讲武堂。参加了“二次革命”中李烈钧发动的讨袁(世凯)斗争。民国7年(1918年)回到家乡,创办东山高等小学,任校长。
“五四”运动后,陈赞贤联络南康各界人士成立救国会,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民国10年(1921年),陈赞贤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次年春,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队,任少校书记。5月,随军北伐。进军至江西省泰和县时,因患重痢疾病返回家乡。病愈后,因见县中公款被劣绅侵吞,遂在县城发动了反对地方劣绅侵吞公款的斗争。
民国12年(1923年),陈赞贤任聘南康中区第一小学校长时,并公推为县教育会副会长。从事国民革命工作,邀集同事与民众与贪官作斗争,把包庇烟赌的县知事卢文焕赶下台。民国14年(1925年)6月,“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康,他立即发起成立后援会,激发南康人民的反帝爱国热忱。7月,受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赵醒侬(中国共产党员、江西早期革命家)的委派,回南康筹建县党部,事泄,他发动南康民众反对军阀拉夫,遭到军阀当局通辑,转移到广东省南雄县从事工人运动。民国15年(1926年)春,陈赞贤在南雄由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傅恕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被派在国民党南雄县党部工作,筹组工会,领导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反对封建把头,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斗争,并积极募捐筹款,支援省港大罢工。南雄总工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委员长。同时,还组织南雄乡农民协会30余处,又与国民党县党部及南雄农民协会一道,开办南雄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参加训练指导,学员毕业后分布各地担任农运工作。
民国15年(1926年)7月,陈赞贤到广州向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汇报工作,提出了回江西开展工人运动的要求,刘少奇委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回江西工作。同年8月,陈赞贤和朱由铿在赣州创建了赣南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赣州支部。不久,陈赞贤又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师任政治部宣传科长。9月6日,国民革命军十四军(即赣军主将赖世璜部)攻占赣州后。陈赞贤调任南康县行政委员长(县长),积极的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南康支部,开展工农运动,支援北伐战事。同时,他还大刀阔斧地改革旧政,废除苛捐杂税,雷厉风行地禁烟、禁赌、禁娼,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南康人民特为他挂匾,称赞他:“德在民生”。并誉称陈赞贤是“铁面县长”。
为了加强和领导赣南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1926年10月,陈赞贤调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国民党赣南党务及民众指导员。陈赞贤了解到赣州的工人大都是手工业工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无法养家糊口,过着极端贫困凄惨的生活。赣州工人为谋求生路,不少人加入了带封建色彩的神会。于是,陈赞贤决定利用原有的神会,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陈赞贤耐心地启发工人说:“军阀、官僚、资本家三个抱成一团,欺侮工人。我们一盘散沙,各顾各的,当然斗不过他们。过去的神会,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现在共产党领导办工会,谋求工人解放,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一齐和资本家斗,人多势众,还怕斗不倒反动派!”
经陈赞贤广泛深入地宣传,使工人们十分向往办工会,纷纷找到陈赞贤诉苦谈心。经过充分的酝酿,中共赣州特别支部决定召开会议,筹组赣州总工会。40多名各行业的工人代表以及农民、学生的列席代表,齐聚八境台,参加筹备会议。主持会议的陈赞贤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大激发了与会代表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满腔豪情。会议成立了赣州总工会筹备处,代表们一致推举陈赞贤任筹备处主任。工人们认识到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赣州相继成立了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会员达18000人。
11月初,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赣州城西津路广东会馆召开,成立赣州总工会,大会选举陈赞贤为总工会委员长,萧韶、钟友仟为副委员长。
以陈赞贤为首的中共赣州特支和赣州总工会,赣州总工会立即号召全市工人开展以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主要内容的斗争。陈赞贤、萧韶、钟友仟夜以继日地指导各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草拟了劳资集体合同,明确规定工人的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工人福利、工人的权利和义务,资方雇请工人和辞退工人的手续。工人代表满怀豪情,气宇轩昂,分行别类,找资本家协商谈判。
可是,工人的合理要求,遭到以赣县商民协会会长刘甲弟为首的资本家的拒绝。刘甲弟一方面拉拢军队和政府中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作后盾,另一方面恫吓中小业主,稳住阵脚,并狂妄扬言:“条件一个不答应,合同一份也不签。”
资本家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工人们。他们纷纷要求总工会采取革命手段,粉碎资本家的进攻。
陈赞贤立即召开总工会紧急会议,商议对策。“钱庄是全城经济枢纽,钱业资本家在赣州资产阶级中,既是经济上的实力派,又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反动核心人物。”陈赞贤斩钉截铁地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们首先发动钱业工人罢工,采取攻其要害,各个击破的策略,迫使资本家缴械投降。”会议接受了陈赞贤的建议,作出开展钱业工人罢工的决议。
11月7日,钱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开始了。各钱庄大门紧闭,大门上张贴着醒目的罢工通告。各工会小组长将钱柜的钥匙掌握在手中,账本、票据、经折也都控制起来。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威风凛凛地上街巡逻,维持秩序。赣州总工会组织领导的赣州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领导有组织的罢工斗争——300余钱业工人罢工,十几个钱庄停止营业,给钱业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各行各业和进步团体纷纷声援,震动了赣州城。
钱业工人罢工,扼住了资本家的咽喉,使赣州的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城外的豪绅地主也惴惴不安。资本家急忙开会,秘商对付工人的办法,他们倾巢出动,玩弄威胁利诱的花招,进行疯狂反扑。
资本家将矛头指向陈赞贤、萧韶、钟友仟,妄图以酒肉美色来腐化总工会领导人。资方的宴会请帖接二连三地送到总工会。起初,陈赞贤在请帖上批上“敬谢”二字,原件退回。后来,陈赞贤干脆在报上刊登启事:“近因工作繁忙,各界酒筵应酬,一律谢绝心领。”
资本家还不死心,又请赣县律师公会会长、陈赞贤的小学老师丘恩华出面,充当说客,贿赂陈赞贤。丘恩华登门劝说:“你要办工会,哪里不好办?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办呢?如果你答应离开赣州,商会愿赠4万块光洋作为盘缠。”
“我来赣州办工会,是全国总工会的委派,赣州的工人要求办工会,我就在赣州办,想走,我就不来了。”陈赞贤断然予以拒绝:“革命者岂能贪财?为钱而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丘恩华见陈赞贤如此坚决,只好悻悻而去。
资本家施尽伎俩,毫无所得。罢工在继续,市场银根周转失灵,怨声四溢。资方急于平息工潮,又抬出赣县县长徐鉴横加干涉。徐鉴原是北洋军阀的旧官吏,摇身一变,混入国民革命政府,在资本家的重贿下,打着调处工潮的幌子,闹开了“劳资仲裁会”。
“徐鉴的仲裁肯定倒向资方,可是,如果我方避不参加,他们就会制造工人拒绝协商的反动舆论。”面对资本家的挑衅,陈赞贤沉着应战:“我们就派钱业工会的代表参加谈判,各基层工会派人列席旁听,坚持说理斗争,戮穿资本家的阴谋,孤立顽固分子,教育群众。”
仲裁会一开场,徐鉴摆出一副公允的架势,拉腔拉调地说:“劳资双方应该互相谅解,互相让步,以便平复工潮,进而安定市面。”钱业资方代表刘仿依抢先提出:“加点工资可以,但要取消红利,用人权仍归资方。”
钱业工会代表萧华燧立即戮穿了资方的阴谋:“加点工资,取消红利,等于二减三,工人的实际收入比原来还少;用人权归资方,意味着工人的职业永无保障。复工条件是工人的最低要求。”萧华燧责问道:“徐县长要工人让步,不知要我们退到什么地方去?”
徐鉴训斥说:“我看工人要求过高了,如果复工条件项项都答应,比我当县长还要好。”徐鉴立即撕下了伪装。理发业的工人代表反问:“徐县长,你为什么不下去站柜台呢?”徐鉴被问得瞠目结舌,满脸通红。
这场短兵相接的舌战,工人占了上风,满堂哄笑起来。刘仿依恼羞成怒,大骂钱业工人说:“你们都是知书识礼的,怎么跟那些剃头修脚的一起胡闹呢?”刘仿依的话,激起了旁听的各行业工人代表的愤怒,群起斥责:“不准侮辱工人!”“打倒大资本家!”“劳工万岁!”声如炸雷惊天,势如山洪暴发。
徐鉴一看风势不对,立即凶相毕露,他偷偷地溜出会场,转身招来几个持驳壳枪的卫兵,企图以武力相威胁。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工友们见状,挥动铁拳,直扑徐鉴,卫兵早吓得抖如筛糠。
这时,陈赞贤昂首走进会场,揭露说:“一个自称为革命的徐县长,今天撕掉了画皮,原来是一个和人民作对的资本家豢养的看家狗。依我看,当走狗没有好下场。”顿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打狗”的怒吼声。徐鉴见众怒难犯,慌慌张张地溜走了。
徐鉴的嘴脸被工人揭穿,当众出乖露丑,又交不了商会的账,没法在赣县当县长,第二天拂晓,便弃官逃之夭夭。
钱业工人纠察队抓来刘仿依,给这个不法的资本家戴上高帽子,拉去游街示众,还罚他放鞭炮向工人赔礼认罪。当时,工人们扬眉吐气,资本家个个龟缩起来,连刘甲弟也躲在家里装病,不敢出头露脸。
陈赞贤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指示钱业工会速派代表敦促钱业资本家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各钱庄的资本家迫于形势,被迫全部接受了工人的合理要求。钱业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
陈赞贤趁热打铁,又动员全市工人为全面签订劳动集体合同而斗争。资本家虽有不同程度的抵制,但都慑于工会的威力,不得不在劳资集体合同上签字。工人职业有了保障,资本家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开除工人了,工人的工资普遍增加了30%,基本上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并开办了一些工人福利事业。赣州的工人运动在全国也颇有影响,获得了“一广州二赣州”的称誉。当时,广州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心。
陈赞贤在领导赣州工人运动中表现了非凡的才能,赣州工人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他多谋善断,有胆略,有远见,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在组织工会和罢工期间,陈赞贤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昼夜操劳,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有时外出工作误了吃饭时闻,他总是吃开水泡饭,伙夫要为他烧火做饭,他总不允许,伙夫感动得逢人就说,我们的委员长想的是替工人谋利益,就是不想自己。总工会成立后,事务员要给他买新床,他诚恳地说:“我们的开支,是会费收入,会费是工人的血汗,我们可不能乱花一个铜板。”当陈赞贤劳累过度,脑病复发时,有人劝说他休养。他说:“工人们在冲锋陷阵,我怎么能趴下呢!”陈赞贤坚强的革命意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在赣州工人们当中享有崇高威望,工人都说,“劳工世代当牛马,从未有人关心过。陈委员长过来,救了多少人,办了多少好事,我们心有数。”
正当赣州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坐镇在南昌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却命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进驻赣州,派出了新编一师党代表倪弼、赣县县长郭巩等人,充当其破坏赣州工人运动的急先锋。1927年l月26日,倪弼派兵包围和搜查了赣州总工会,妄图逮捕陈赞贤。就在当晚,中共赣州特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陈赞贤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天拂晓,陈赞贤乔装成伙夫,走出赣州城,奔赴南昌,参加了省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刚结束,他就决定返回赣州,继续领导赣州工人运动。省领导李富春考虑到赣州形势险恶,劝其暂留南昌。陈赞贤坦然地说:“革命应有牺牲精神,个人生死不足为惧,我陈赞贤死了,还有第二个陈赞贤。”他就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回到乌云密布,杀机四伏的赣州。
1927年3月1日,赣州总工会在卫府里广场集会,欢迎陈赞贤返回赣州。3月6日晚。陈赞贤正在赣州总工会主持会议,研究筹备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突然,新编一师的军官胡启儒闯进会场,对陈赞贤说有事相告。陈赞贤刚走出会场,几名便衣武装同时拥上,把他绑架出了总工会。当开会的工人们急忙出来阻挡时,总工会的大门已被新编一师武装封锁,沿街岗哨密布,全城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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