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秋天，刘士杰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专程赶到数百里外的攸县凉江，将蔡会文的老母亲捉到永新关押数月。为了不连累儿子，老人趁人不备，跳入滚滚东去的禾水河。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但蔡会文还是强忍了心中的悲痛，擦干眼泪继续工作。

    1934年1月，蔡会文在湘赣苏区的最后一项职务——湘赣军区总指挥也被撤销，被派往中央红军大学学习。同年2月，又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湘赣苏区。他怀着依恋，怀着忧虑，告别了湘赣边这块英雄的土地，告别了不久即将分娩的妻子。临行时，蔡会文向省委写了一封信。信最后的内容仍然是勉励战友和同志们为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的言语……

    血战突围。1934年4月,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使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最危难的时刻,中革军委重新任命他为粤赣省军区司令员,担负保卫中央根据地南大门的重任。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时设赣南省，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在于都县城。赣南省，是中央苏区先后设立的五个省份之一，初辖于都、登贤、赣县、杨殷等4县和信（丰）（南）康、南雄游击区，后期还辖寻（乌）、安（远）、会（昌）县和于西县及兴（宁）龙（南）寻（乌）安（远）县。这时，蔡会文重新受任于危难之际，任中共赣南省委委员、赣南军区司令员，奉命留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由于中央苏区已被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长期围困并攻占，形势十分严峻。

    1935年3月，为了掩护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机关及兄弟部队从中央苏区突围, 蔡会文和陈丕显等指挥赣南军区所属部队将国民党军重兵吸引到身边。蔡会文在突围前，曾作诗吟道：

    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
    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

    蔡会文率领中共赣南省委机关和部队，奉命向信丰油山方向挺进。一路上，蔡会文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由于敌人的重重阻截，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壮烈牺牲，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后被害，许多指战员牺牲了。身负重任的蔡会文始终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影响和鼓励全体指战员。

    在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达信丰油山那段日子里，全靠指战员们不惜用血肉之躯去开拓生存的道路。蔡会文总是身先士卒，每逢碰到关卡阻险，他总是亲自端着一挺机关枪，英勇地冲在最前头，为部队杀出一条血的通道。连续浴血奋战，战士们又饥又乏，一摆脱险境，他就让部队隐蔽在山林里稍作休整，他自己却往往为大家担任警卫。每逢耳闻指战员们香甜的鼾声，他就感到无比欣慰，“若醉春风”！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突围途中，部队被敌人逼进了悬崖笔立的绝境，他一面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接二连三的疯狂围攻，一面叫大家解下绑带接起来当绳子，准备把指战员们从悬崖上吊下去。他自己则端着机关枪，坚守在前沿阵地上。不料指战员们没有听从他的安排，几个干部战士一涌而上，把他捆住。说：“为了党，为了我们这支部队，你司令员一定得先下去。”蔡会文热泪盈眶，只得听下级的摆布。正因为蔡会文每时每刻都为干部和战士着想，因此大家都坚定不移地跟着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冲决了一切艰难险阻。这支部队出发时有1800多人，经过连续战斗，不少指战员倒下去了，有的被打散了，只剩下80多个人。可是，部队到达信丰油山的时候，那些负伤和被打散的战士，互相搀扶，结伴归队。300多个浑身战尘和伤痕的英雄，又奇迹般地聚集在蔡会文的身边。端详着一张张布满硝烟却刚毅的脸孔，蔡会文异常激动，诗兴勃发《渡桃江》：

    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

    晓星还挂在东方的天幕上，树林草丛中一片宁静，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还都在睡梦中，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一觉醒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突围以来与他形影不离的蔡会文的铺位，竟没有摸到人。他一惊，嚯地爬起察看，只见蔡会文正伫立在哨位上站岗。想起突围以来蔡会文一路对他的关怀和照顾，陈丕显激动地说：“司令员，你也该休息一阵子。”“阿丕，你就醒了。”蔡会文笑着递给陈丕显一张纸。“这是我刚刚在膝盖上写的一首诗，题目是《突围行军记事》，帮我看看。”

    料峭春寒融，强敌跟踪，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惊敌胆，莫辩西东，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如虹，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春风！

    几十年以来，陈丕显一直珍藏着蔡会文这些充满革命豪情的瑰丽诗篇。一提及蔡会文，陈丕显总会回忆起蔡会文当时朗诵这首诗时脸上所洋溢的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念的神采。

    蔡会文率领中共赣南省委机关和部队，经过一个月的浴血苦战，终于摆脱险境，挺进信丰油山，与先期到达的项英、陈毅等胜利会师，组成了南方游击总指挥部。即由项英、陈毅、蔡会文、时任中共信康赣雄（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副书记杨尚奎、陈丕显等人组成了赣粤边游击总指挥部，领导粤赣边区的武装斗争。

    每当忆及蔡会文的事迹时，陈丕显充满敬意地说:“没有蔡会文的正确指挥，就没有我们这支红军部队。”称他是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的优秀指挥员。此后，为了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蔡会文率领一支300余人的武装到达湖南桂东县的东边山,与曾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兼司法部长方维夏、周礼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汇合，成立湘粤赣边游击支队，任支队长兼政委。他领导红军游击支队活跃在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成功地开辟了以桂东东、西边山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包括桂东、资兴、汝城、遂川、上犹、始兴、崇义等10余县在内的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游击队发展到1000余人，努力坚持南方游击战争。

    湘粤赣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军游击队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湘粤赣三省敌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调集3个国民党军正规师，纠集游击根据地周边十几个县的国民党地主武装，总兵力达三四万人，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对仅数百人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清剿”，还在纵横几百里的游击区内，实行歹毒的“三光”政策，到处纵火烧山，洗劫村寨，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敌人的这一诡计暂时也收到“成效”，红军游击队的给养极度困难，战士们长年露宿，几天见不到一粒米，全靠野果野菜充饥。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投敌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连一批高级干部如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参谋长龚楚、红独立四团团长李宗保等也相继叛变投敌。尤其可恨的是龚楚、李宗保这伙叛徒，他们熟悉游击队活动规律，带领敌人不时突袭游击队，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面临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蔡会文镇定自如，他一方面将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走下山深入群众，秘密发展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群众对游击战争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组织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气节和革命信念教育，他经常深入到各个小分队的驻地，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以自己成长过程为例，说：我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升官发财？不呆在家里享清福，而甘愿吃这个革命的苦？根本原因就是我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革命红旗扛起来，扛到底。

    1935年秋后，由于国民党军的残酷“追剿”,湘粤赣边根据地日益缩小，游击队处境更加艰难,缺衣少食。他带领干部、战士住草棚，吃树皮草根，忍受了极度的痛苦，仍顽强地与敌人和饥寒作斗争。

    1936年初春，在与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的遭遇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被打散，蔡会文身边只剩下8名战士。望着又累又饿、极度疲劳的战士，蔡会文安排中队干部陈钧亮下山买粮，谁知陈钧亮一下山就被捕叛变，并带着国民党军包围了部队驻地。听到枪声，蔡会文一跃而起，指挥战士们突围。激战中，蔡会文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国民党军寻来一张竹椅，要把蔡会文抬回去请功。蔡会文一苏醒，就挣扎着要从竹椅中跳出来，并破口大骂叛徒和敌人，叛徒陈钧亮恼羞成怒，竟抽出一把马刀，残忍地割断了蔡会文的脖子，顿时，鲜血和草汁从蔡会文的咽喉里一齐喷出。这位装着满肚子草根、树叶为革命而战死的著名红军将领，牺牲时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