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余汉谋部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强迫山里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的大村庄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为了挫败敌人的“封坑”，项英在信丰县潭塘坑主持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项英指出，敌人的“封坑”是进一步的进攻，把群众与我们隔离，便于“清剿”，陷我们于空山而饿死。他批评了有的地方党组织空喊反对出发，没有任何工作布置的作法，强调说，目前不是空喊反对出坑，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出坑的群众进行斗争。会议研究并部署了反“封坑”的斗争方案。由于采取了有力的反“封坑”的措施，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群众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1936年8月底，国民党军第四十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分路大抄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同时强迫群众构筑碉堡，组织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指定反动豪绅充当保甲长，严密保甲制度。针对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项英、陈毅于9月在油山召开干部会议。项英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史称《九月决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清剿”的特点，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共赣粤边特委根据《九月决议》的精神，组织游击队和区县干部秘密进入白区的圩镇和大村庄，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还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去充当保甲长；同时争取一些比较开朗的保甲长，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与此同时，红军游击队抓住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地形不熟的弱点，避开敌军主力，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的战术，向游击区外出击，袭击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五次“清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发展了“三南”新的游击根据地，锻炼了300余名游击战士，保存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干部。

    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十分注意加强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针对在白色恐怖下有些意志薄弱者动摇、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开展反叛徒斗争，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针对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执行任务，一部分人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和纪律松懈现象，项英、陈毅还注意加强对游击队进行任务和纪律教育，为红军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1、做群众工作；2、打土豪分田地；3、消灭反动武装；4、建立苏维埃；5、创造红军，并为红军游击队制定了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项英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教材。这些措施对于加强红军游击队组织纪律性，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还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认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基础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不能对付大规模的抄搜，不能粉碎敌人的封锁。他经常教育周围的同志说：“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要坚持，要生存，要发展，主要靠群众力量”。为了指导大家做好群众工作，项英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通过特委的油印处，印发给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和游击队员，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项英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还注意及时总结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以便指导红军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如他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战术原则。为了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记忆，项英还将一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这些游击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武装早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不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而且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对日本侵略军占领区游击战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项英领导红军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赣南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关注形势而制定策略。项英在以信丰油山为中心的闭塞的赣粤边山区艰苦的游击战争岁月里，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除经常阅读随身带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还想方设法购买香港报纸和收集国民党地方报纸，从其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形势，研究和领会中共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斗争的方针策略，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

    华北事变即1935年日军侵略华北和国民党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后，项英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于是他和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还起草了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成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和反蒋的口号，发动了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清剿”赣粤边游击区的粤军余汉谋部撤走。当时许多人不明真相，众说纷纭。项英了解到事变情形后，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两广事变的性质，指出两广事变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加紧的表现，两广事变是军阀间的战争，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项英和陈毅及时在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县委驻地召开了各县委负责人、游击队长以及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研究对两广事变的认识。项英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同时强调指出，要利用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和扩大游击区。会后，项英以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的指示精神，将信康赣、信（丰）南（雄）和南雄地区的游击队相对集中整训后主动出击，先后袭击了信丰、大余、南雄县境内的10多个据点，消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了一些作恶多端的豪绅地主，游击区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出现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少有的好形势。

    西安事变即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到赣粤边游击区后，“喜得大家舞手跳脚的，高兴得不可言喻”。项英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事变初的大概情形时，立即以“西安事变”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前途，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的继续发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文章要求赣粤边党组织在群众中动员，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计划将游击队加以整顿，准备在这一形势发展中消灭周围的国民党反动保安团队，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项英随即召集赣粤边特委负责人开会讨论蒋介石被扣后的形势和研究新的斗争方针。会后大家对会不会放掉蒋介石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多数人认为不可能放掉蒋介石，项英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认为可能会放掉蒋介石。一些人说，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个别人甚至背后说项英右倾。可是不久，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一些人不得不承认说：“还是项英同志看得准”。西安事变发生后，项英曾写信给各地游击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要迅速做好各种准备，以粉碎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新的“清剿”。果然不出项英所料，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即采取大抄山、大烧山、大砍山等手段，对游击区再次发动“清剿”。由于一些游击队有了准备，及时转移，避免了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