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徐特立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下，领导苏区人民积极开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为创造“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极力倡导大众文艺——卓越贡献。在中央苏区时，瞿秋白兼管教育部所属艺术局的工作。他极力倡导大众化文艺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对苏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大众化文艺”运动的方向，制定了有关政策和制度。瞿秋白对于苏区以戏剧为中心的文艺运动，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当创办第一所戏剧学校的时候，他提议以“高尔基”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学校要附设剧团，要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材料。关于剧本的审查，他指出：“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有好的剧本产生。”这种实践第一、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使文艺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健康发展，瞿秋白为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俱乐部制订了章程和纲要。1934年4月初，由中央工农民主政策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就包括了《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和《俱乐部纲要》等，详细地规定了各个组织的方针任务，从而使苏区文艺运动逐步走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轨道。

    第二、注意培养文艺骨干，建立了一支宏大的文艺队伍。瞿秋白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上什么工农戏剧运动。”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剧校除设普通班外，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建议把瑞金云集区、长汀县和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调来训练，半年毕业。他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戏剧学校学员们的成长，并在百忙中给他们授课。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出1000多名学员，编成60余个戏剧队，活跃在苏区各地，成为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艺骨干。

    第三、精心指导文艺创作，把文艺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瞿秋白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与群众紧密联系，体验各种生活。他说：“闭门造车是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他还身体力行，曾几次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苏区建设和群众生活的状况，“去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以达到对实际生活的深刻体验，并订出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亲自带着中央剧团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演出。1935年春，在瞿秋白直接领导下，中央剧团的3个分团，在江西于都小密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了文艺会演，演出了新创作的歌剧、舞剧、山歌、合唱、快板、活报等，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颁发了奖品。

    瞿秋白还发动和鼓励工农剧社社员进行集体创作，他说：“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可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的东西记录下来……”为了帮助大家写剧本，他把自己写的许多故事，交给剧社编导改编成剧本。他说：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要搜集故事，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特别是在语言上应该性格化。中央剧团演出创作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后，他召开了作者、导演和演员参加的会议，称赞这个话剧的成功，同时也指出了剧本中有些台词显得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太入耳的毛病。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还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他说：“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

    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搞集体创作，大大繁荣了苏区的文学、艺术。1934年5月14日《红色中华》戈丽的《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一文记叙道：“我们在这次巡回表演中，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我们开始在新的环境中，运用我们新的工作方法，模仿他，工农大众艺术的特征鲜明的标志更显著了。这次我们还在表演过程中，开始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虽然是才开步走，但在集体创作方法中我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造了8个活报，3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额。”由此可见苏区文艺创作繁荣之一班。当时，创作了许多剧本和节目，如话剧：《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游击》、《我们的队伍来了》，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还有歌剧、儿童剧、活报剧和山歌小曲。这些创作的剧本，经瞿秋白亲自选校与编辑，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由他亲自写序，油印300多份，发到全苏区，还设法由交通线送到上海出版。1934年5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第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的文章《文化战线的红五月》，李伯钊的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和弋丽的散文《春耕戏杂记》等作品。《苏维埃文化》的创刊和《号炮集》的出版，对繁荣苏区文艺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苏区文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对于丰富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如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苏区最后文艺汇演——红灯冉冉。中共中央决定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瑞金。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原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而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亦同留在苏区陈毅的（本书第三卷有传）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政治理论家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