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死拉住干粮袋说你干什么拿我的干粮,他一看我还活着呢,便竭尽全力拉我坐起来,让我靠在树上晒太阳。太阳把衣服烤干了,再后来碰到一位和我一样掉队追赶队伍的战士,他就是后来做过中国民航局长的马仁辉。他腿部负伤,我们俩互相搀扶,互相鼓励,追了好几天后,才赶上了大部队。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杨思禄就给红二师政委肖华当了警卫员,后来任警卫班班长,警卫连排长;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东教导第三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二师师长。
二、从陆军调空军,自选到航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新的兵种——空军领导机构于11月1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远在重庆刚忙完收编国民党俘虏,正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杨思禄,奉命进京参与空军组建工作。33岁的杨思禄从此与中国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接到去空军工作的正式通知后,他急忙从重庆乘船,穿三峡过武汉,然后坐火车,于4月27日到达了北京。一路上既兴奋又紧张,那种感觉真是不亚于又要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杨思禄说,在去北京的路上,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39年秋,一件令人难忘的往事。我们抗大毕业的一批学员刚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等待分配工作,那天正好赶上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从全国四面八方聚集到延安的优秀儿女,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飞机。当时我们部队不过是小米加步枪。别说没自己的飞机了,就连反空袭的武器也没有。我的一个战友叫杨兴财,是在江西于都同我一起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小伙伴,又共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南北,那么多的枪林弹雨都没能击倒他,可那天却让小日本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给炸死了。我非常悲痛。他的牺牲和当年保卫广昌战役炸死几十个少共国际师战友一样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创伤。想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而我又能亲身参加新中国空军的建设,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到北京后,我被安排住在前门西河沿的“光明饭店”,这可能算是空军第一个招待所吧。饭店里早已云集了从全国各地调入空军的干部。有不少是战争年代我所熟悉的老同志,如坦克师师长兴国老表曾克林,陆军某师师长王学清,副师长姚克等。在饭店里我们这些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聚在一起,一边等待分配工作,一边议论着旧事和未来。
“五一”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以及干部部的部长杨春甫在东交民巷空军司令部,找我和王学清谈话。一见面刘亚楼司令员就亲切地说:“你们俩能调到空军来工作,我很高兴。”因我在陕北给他当过警卫班长,所以这次见面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刘亚楼待大家坐稳后,紧接着又说:“空军是我们军队新组建的军种,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过去陆军的一些东西在空军可能用不上了,但是陆军的建军原则和方针,艰苦奋斗,纪律严明的好传统则不能丢。调你们到空军来,就是要你们把陆军的这些优良传统带过来。”
我和王学清同志听了刘亚楼司令员这一席谈话,内心顿觉释然。是啊,红军连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呢!
刘司令员接着又征求我们对具体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有两个工作让你们自己考虑。一个是预科总队、一个是航校的参谋长。我知道你们俩都是正师职干部,要当参谋长,就得委屈一下喽。”
听罢,我当即表示愿意去当航校的参谋长。我说职务高低无所谓,关键在基层可以一边干一边学,还能尽快地摸索空军各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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