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64—1970年，我有幸和王近山将军共同生活在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我是1962年高中毕业后从首都下放到这里的知识青年，将军则是因“犯有严重生活上的错误”被毛、刘、林批示开除党籍，连降三级，从北京军区副司令的中将和公安部副部长降为副军级大校，到河南某农场当副场长。那些年我们经常见面，我常到他农场的家中吃饭聊天，有时也一起参加那时唯一的“大家乐”——每周场部露天的电影放映。我记得很清楚，《上甘岭》这部电影当时是很受职工欢迎的，几次放映无论寒暑，自始至终都是满场黑压压的男女老少。王将军也和大家一样带着新妻和家小（两三岁的妞妞）坐在小板凳上。他时常看不下去而退场，一次我碰上他又提前退场，忙跑过去送他回家。我发现他在用手帕拭泪，这位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八面威风”也是“万人之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的猛将，被刘、邓首长也被三军称为“拼命三郎”、“王疯子”的一员虎将，此时为何如此伤情、老泪频弹呢！他拖着伤残的腿，我替他拿着小板凳，扶着他边走边聊。“王叔叔，电影上的上甘岭英雄们都是真的吗？”农场那时还没有柏油马路，黄土地虽经整修还是深浅不平，路灯也昏暗无光，虽是秋天他已披上当年朝鲜战场上发的皮大衣。“小万啊，都是真的！不过电影只是表现出当年我们残酷无比战争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啊！就说你们都知道的上甘岭的大英雄黄继光、胡修道，何止这几个呢，我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上千个都不为多！不过他们是英雄的代表而已……”他动容地答道。我听得出了神，扶着将军伤残的手，看着他脖子显得僵直不能自如（弹片还卡在脖后，永远不能取出），脸上的肌肉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抽动，虽然身经百战全身弹痕累累，新又遭贬下乡务农，但他仍是漆黑的剑眉高扬，刮得干净的下巴泛着青光，没有帽徽的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旧军装上没有领章，但风纪扣仍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系得紧紧的，胸脯挺得高高的，胸前毛主席的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像章闪闪发光。将军虽然对他目前的景况内心十分痛苦，犹如蛟龙困在沙滩、猛虎被戏平原，但他仍高扬着头，决不沉沦，决不“破罐子破摔”，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还有他的战友们和人民决不会永远忘记了他“王疯子”：“我不过刚到50岁，我还有机会再披戎装。”他止住泪水，看着我没有经过任何战火熏染的平滑幼稚的脸，意味深长地说：“小万同志，当年多少像你这样的志愿军年轻娃娃，个个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啊！美国鬼子几十万发炮弹射向上甘岭，这个不足四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美国鬼子动用了六万兵力，三四百门大炮削掉了上甘岭二三尺，白天他们依仗飞机大炮把我们压住了，晚上就是老子志愿军的天下，几易阵地，真正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敌人冲上来，手榴弹、机枪不解决问题了，像排长孙占元双腿被打断，他爬行指挥，捡起敌人的机枪又打退敌人五六次反扑，他一人就歼灭敌人七八十人……子弹完全打光，被敌人包围，他大叫一声，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老将军讲到这里又掏手帕。“有电影里的女护士吗？还和坑道里的志愿军齐唱《我的祖国》？”“哪里有什么女护士，哪里还有力气唱歌呢？正常人生活的基本要素水、空气、阳光和食物，我们的官兵都得不到满足，他们甚至喝自己的尿来维持生命……”将军讷讷着，声音低沉下来。

    我陪伴将军来到他农场的新家，想不到将军年轻的妻子小黄一是挂念先回家的丈夫，二是小妞也已在怀里熟睡，倒先我们赶回家中。

    房子里可以说四壁皆空，除了正面墙上一张毛主席像外，没有任何装修和装饰，里外两间，中间还没有门，挂了一幅白布单子。在房后接了间厨房，由将军湖北老家的亲弟弟任炊事员。这位亲弟弟老实得见了生人连话也说不成句，除了能做点饭似乎什么事也不多管，他身穿旧军装，终日围着用砖头砌成的煤火炉台忙碌着。将军很好客，常留我这个单身小青年在家里吃饭，而且“文革”中到农场看我的二弟仲翔和四弟季飞都在他这个小灶上打过“牙祭”，无非是炒个鸡蛋、炖碗肉，再到农场酒厂沽瓶自酿的米酒。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当时食用的粮、油、酒都要凭票供应。

    里间一张农场木匠自制的大木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上面吊着一只带罩的25瓦灯泡，床对面用砖头垫起两只大木箱和一个皮箱，这就是将军当时的全部家当。除了两个从北京带来的红色铁皮大磅热水瓶和一个黄振荣从北京带来听新闻的进口收音机外，没有任何显眼和带点现代化生活气息的物品了。我看了一下将军戴着的夜光“欧米茄”：“时间还早，再讲讲上甘岭的战斗吧！”将军看了一眼这块跟他经过炮火考验的准确无误的手表说：“这还是我在朝鲜当三兵团司令员时，谢富治带慰问团慰问时送给我的呢。上甘岭是我参与指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了，这场战争我不仅下命到军部，还直接指挥到师团，甚至指挥到连、排、班，真是惊心动魄的血战啊！我的指挥所设在离这两个高地不远的地方，望远镜里战士们和美国鬼子拼死搏杀，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也是两天三夜吃不下饭。我们不光是缺飞机、大炮、弹药，就连常人所最基本需要的空气、阳光、水都没有啊！连拉屎的自由也没有，因为到外面去时刻都有死的危险，有的战士到坑道外出恭，就被敌人突然飞来的炮弹给炸死了！因此只好拉在里面，再加上阵亡战士的尸体、伤病员身上所散发的气味，那空气是什么味，你们谁受过呀……”我迷惑不解：“尸体为什么不安放到外面？”“你们哪里知道，放到外面就会被敌人的炮弹炸碎，这都是烈士的遗体啊！另外，活着的战士连伤病员都照顾不过来，加上战斗激烈也顾不上掩埋烈士的遗体。我们在上甘岭外巡察时就遇到过在炮声中突然飞到眼前一只残缺的血淋淋的手和腿什么的……”老将军哽咽了，小夫人忙说：“小万，让你王叔叔早点休息吧，别谈打仗了，要不今晚他又睡不着了……”

    我离开场部，返回园艺场宿舍。灯光逐渐稀少，又传来鸡零狗碎声，道路也愈见不平，好在路熟得很，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可照见脚下的路，穿过国光苹果区，沿着排水沟左边的路好走些，这都是我和老将军共同走过、共同洒过汗水和心血的黄土地。果园有值夜班的工人来回巡逻，见是我忙说：“小万，吃个苹果吧，熟透了落下来的果子。”我也不客气，在衣服上擦了擦就开咬。前面灯光处就是我们园艺场职工住地，一片泥草平房有昏弱的灯光忽闪。这都是王将军从场部下到我们分场经常去的地方。开始有农场工作人员或黄振荣陪同他下来，后来他经常独自一人跑到地里视察春耕秋收，也常冒着热气腾腾的大暑或顶着刺骨的寒风深入田间地头、职工家属宿舍，掀开锅盖看看大家吃些什么。那时不然有自留地，但屋前屋后的荒地空着可惜，王近山便让职工种点蔬菜、搭个瓜棚豆架什么的。他说：“屋前房后业余劳动垦点荒，毛主席说这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嘛！”他还让自己的弟弟和妻子也养几只鸡和两只羊补充家用，尤其是滋补小妞的身体。

    二

    时光飞逝，整整30年又过去了。王将军和我先后离开了农场，但那几年的生活却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叔侄之情，1978年5月10日，王将军在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时因病去世，在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声中找到了最后的归宿。2005年我见到了王将军的女儿巧巧（北京医科大学主治医生），她告诉我：“我父亲在上甘岭是三兵团的代司令员，指挥四五个军，还有两万多名朝鲜人民军呢！他的掩体指挥部离上甘岭不远，有一个连队在前线，被打得只剩几个人了，但他们仍然顽强地战斗，被打瞎的战士眼里流着血，背着被打断了腿的战士仍在向扑上来的敌人射击。父亲告诉我：‘上甘岭上不算2.4万名伤病员，每平方米平均就有咱们阵亡的3.2名官兵，这是他指挥过的最惨烈的战役。’我父亲那时才30多岁，虽多次在战争中负伤，但看到这样的情景，那股子‘拼命’和‘疯劲’又上来了，夺过卫士的冲锋枪就往掩体外冲，已忘记自己是几万部队的司令员。警卫班五六个人硬是把他拉住了，后来兵团党委作出决定，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卫兵在掩体口专门阻挡王司令随便出去……”

    2005年秋天，将军的第五个女儿、已过不惑之年的媛媛，专程陪我到北京通州区看望她的“朱爸爸”，我因此得以采访了跟随将军经历了解放战争、朝鲜战场、北京军区和公安部的老朱司机。老朱从美吉普、苏吉姆到中国212吉普，以他的忠诚勇敢和机警深受首长信任。媛媛说：“有一次，朱爸爸驾车带我爸爸非常机警地躲过了敌机的追击和轰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爸爸感慨地说：‘老朱，就凭今天你的勇敢机智，你要什么奖励我都可以给你。’‘我什么奖励都不要。’我爸爸说：‘我回去后一定为你找一个最好的大夫治好你的不育症。’老朱爸爸说：‘谢谢你了首长，我想恐怕是没有这个福气了。’‘我回去后就把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送给你。’我是朝鲜战争后第一个出生的孩子，爸爸就决定把我送给朱爸爸，当时我妈妈不同意，但我爸爸作为一个军人，真是一诺千金。从此我有了两个爸爸，爸爸还从他的津贴中每月拿出40元钱补贴我朱爸爸。朱爸爸特别疼爱我，从小抱着我长大，我常尿、拉他一身呢！”

    在通县一座没有电梯的老式又简陋的楼房里，我见到了这位英雄首长的英雄司机朱师傅。英雄司机并没有得到优厚的待遇，除了大床和一个简易木沙发占据一室，另一厅一个单人床有病的老伴住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厕所和狭窄得只能容一个人活动的厨房，好像还有一个首长送给他的北京单开门的雪花牌冰箱和18寸的彩电，倒是他和王近山将军在朝鲜的黑白照片和一个装着牙具、掉了瓷的白色茶缸引起我的注目和敬意，因为那上面有一行字鲜红如血——“献给最可爱的人”。

    朱师傅已80多岁，人精瘦，背微微弯着。好汉不提当年勇，提起王近山将军，他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也不咳嗽了。他充满了无限敬意和深情回忆首长，更像回忆自己的长兄和父辈：“是啊！我这一辈子跟首长学会了什么？”他猛然抽了一口纸烟，“学会了不怕艰难困苦，学会了不怕死！就说在朝鲜首长的办公室，他已是兵团司令员了，指挥部半掩体里面就一张行军床和一张石头壁上挂着的敌我兵力分布的作战地形图，子弹箱做成的桌子，铺一层白布，上面挤满了五六部电话。美国人根本想不到志愿军兵团司令部这么简陋，而且离两个高地这么近。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开始共打了43天，最紧张的时候，首长看着一个连队去，有时两天就打光了，再派官兵，个个视死如归，勇猛上前，下面的部队又整装待发，毫无惧色。敌人封锁太厉害，我听首长给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挂电话：‘洪麻子，我缺弹药、缺食品、缺水，你得保证供应，我的司机、警卫眼都饿花了。’洪回话：‘王疯子，你别着急，我想法供应，就是背，老子也给你背上去啊！’首长有时着急还骂过他的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你要守不住，就他妈的回去放羊吧！’”

    朱师傅十分动情地告诉我：“上甘岭在开始被认为是为两个小高地的一场小战斗，后来越打越大成了震惊世界的大战役了。战事越来越紧，首长经常是三天两夜不睡觉也不怎么吃东西，一碗饭经常是让我和炊事班端上来又端下去，他还命令我把仅有的一箱苹果送到前线部队，我心疼首长，悄悄在口袋里装了几个，给他关键时刻解渴顶饿用，有时搞点雨水泉水什么煮碗炒面、挂面，没有一点蔬菜，不少官兵得了夜盲症。首长浑身是枪伤弹痕，我真担心他会累倒，他却一边看地图一边轻松地对我说：‘老朱，咱们都是穷人出身，知道什么野菜能吃，你到后山摘点树叶，刨点野菜什么的去吧，别忘了带上你的20响！’

    “一次总部叫我们去开会，白天飞机太猖狂不能出车，就晚上乘四辆车去，警卫车打头，三兵团副政委杜义德紧跟其后，政治部副主任李震殿后，我和首长的车在李军长前头。刚开出20多里，敌机就飞过来了。沿途的志愿军航空哨不断鸣枪报警，我立刻关了灯，首长和警卫员飞快下车躲到树林里。鬼子很狡猾，不时放照明弹，并用机枪扫射和投下炸弹。敌机越飞越近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我们几位驾驶员也都跑到树林里隐蔽了下来，突然我听到王司令员大吼一声：‘谁的车没有关灯？’他边吼边站起身来，身边的警卫员都冲上去摁住了他，我往停车的方向一看，才发现李震将军的司机（新兵）慌乱之中忘记了关车灯。我的心差点蹦了出来：坏了，这会暴露四辆汽车，而且首长们也会增加危险。我奋不顾身飞跑上去，迅速关掉了车灯，为了保险，我还摸黑往前猛开了一大段，幸好敌机没有看清怎么回事便扬长而去。事后大家都长嘘了一口冷气，真是有惊无险。首长们纷纷上前和我握手，并夸奖我。王司令嫌走走停停太慢：‘这什么时候才能到总部？’他发现每当敌机一来，枪一响，公路上车辆和人群就纷纷躲起来，敌照明弹又把公路照得如同白昼。他灵机一动：‘好，老朱咱们来个出奇制胜！’他令我趁着敌机照明弹的亮光紧冲快跑，还冲后面的车大声喊：‘不怕死的跟上老子的车！’这样我们的车不一会儿就开出了很远，没有照明弹的亮光，王将军竟还令我打开车灯，灯一开前面的人车纷纷让路，因为都怕引来敌机轰炸，这样就又加快了我们行军的速度。后面的车跟得很紧就不必开灯，当然这种情况是违背灯火管制纪律的，防空哨兵急得直往带头的吉普车放枪警告，但王将军仍命令我：‘不要管他，往前开就是了。’能较按时到总部开会，可以说是用命换来的。首长们异口同声地说：‘王司令员是胆大包天，也是智勇双全啊！’事后王司令员特别奖给我两条中华香烟和几个苹果。这实际上是我学习了首长的不怕死、勇敢、机智的优良作风的结果，这叫潜移默化呀！”

    朱师傅对着我和媛媛，不无自豪地话当年。

    朱师傅回忆王近山将军的话匣子如泻闸的水：“我从解放战争就在枪林弹雨中为首长开车，1951年进朝鲜作战为了看地形，别人都不敢白天出车，敌机频频出动，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公路上空空如也，很容易被敌机发现，成为攻击目标。首长说：‘晚上是比白天安全，可是黑乎乎的怎么看？而且不但看不清楚，还看得慢，这样老牛慢车地看到哪一天呢！兵贵神速啊！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制高点白天看，多清楚呀！’开始说什么我也不敢，首长骂我：‘死脑瓜，是不是害怕美国飞机了？’其实不是我怕死，我‘光荣’了没关系，司令员有个三长两短，我有几个脑袋敢负这个责任呢！最后还是保卫部认可了首长的命令，我才敢下决心白天出车，我敢说全军除了我们首长——‘王疯子’，谁也不敢这么干！我们都带上了枪并拿了些猪肉罐头，再带上几个朝鲜苹果。我挎上我的德国20响，首长也带了个他在二野时缴获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员佩带过的‘勃朗宁’小手枪，他也喜欢美式卡宾枪，又轻还能连发，警卫员也替他带上了，有时首长也把卡宾枪当拐杖用用呢！警卫班带上了长短武器、手雷并装足了子弹。

    “我们的两辆汽车沿着公路，实际上大多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还不断地绕过弹坑和断路，有时我们不得不下来修路！实在太大的弹坑，怎么也绕不过去，这时护路的朝鲜老百姓不让首长下车，用肩把车扛过弹坑。两辆车拉开距离缓缓地前进，首长和参谋长用望远镜观察着，一边商量和指示着，作战处长在地图上做着标记，还时时停车徒步登山观察，首长还常对我说：‘一打仗，我脑子里地图上的东西全都是立体化的，栩栩如生呈现在眼前呢！’第二天正紧张地看地形时，我看着老百姓惊慌的面部表情和跑的方向就知道敌机出现了，便让首长赶紧下车，警卫人员保卫着首长迅速跑进坡下树林，有的钻入山洞或隐蔽在深草地里。为了首长的安全，我驾驶着空车跑跑停停吸引敌机，有时朝前加油猛冲，待敌机俯冲下来要扫射时，我猛然刹车，然后又往回倒车，再等敌机调头回来，我又开往岔路上了。人一不怕死，就胆大艺高了。在敌机俯冲下来扔炸弹时，我不是让车钻进了盘山路，就是弃车滚进了预先看准的山沟里，炸弹只不过堆了我一身土和碎石块，我命硬，毫发无损呢！首长焦灼地看着我的行踪，每颗炸弹就好像炸到他心窝上一样，有时他急了，就端起卡宾枪令警卫班一起开火打俯冲下来的飞机，警卫班说临出发前上级有交代不能暴露首长的目标，一定要确保首长安全。首长大骂：‘你们这些胆小鬼，老子都不怕死，得救救老朱同志……’这时鬼子飞机发现了情况，像发了疯的野兽，掉过头就猛扫机枪并扔下了炸弹，警卫员奋不顾身地压到将军身上，但碎弹片仍击破了他的左臂，霎时血如泉涌，大家忙给他止血，用急救包包扎。王将军挥了挥还渗着鲜血的左臂：‘没有伤着骨头，挂了点彩，美国飞机想炸死老子，没那么容易！’他是我志愿军兵团以上首长在朝鲜唯一负伤的人。鬼子飞机飞远了，变成两个‘嗡嗡’叫的小苍蝇了，我忙往回开，首长见我灰头土脸，帽子也没了，枪挂在腹前摇晃着，忙上前抱住我的双肩问：‘受伤了没有？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个志愿军，像个游击队长了……’我猛然发现首长臂上殷红的纱布，知道首长为我负伤，不由得大哭起来，首长亦悲亦喜地说：‘伙计哭什么，咱们不都是好好的，快上车继续看地形！’他劝着我，自己却忍不住淌下泪水来，落在受伤的臂膀上。我们加速行军，胜利返回了司令部，首长把上级发给他的中华香烟还有一斤茉莉花茶（我记得当时是16元一斤呢！）全奖给了我，我乐滋滋地抽着烟，又找来了泉水，用茶缸在小气炉上开始煮茶，想起刚才虎口余生，还真有点心有余悸呢！就这样我们两辆车冒死，用三天半的时间就把朝鲜整个作战区域都看完了，圆满完成了任务，为入朝参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