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将军在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农场劳动和生活时的留影。（王近山之女王媛媛供照）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191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15岁参加工农红军，16岁就任连长，逐步成长为师长、纵队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是刘邓手下的一员爱将。由于王近山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有一股发疯的劲头，因而得了一个与其文静外表极不相称的绰号——“王疯子”。1955年刚进入不惑之年的王近山，就被共和国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64年8月26日，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下发干任字（037）号通知，省委决定，王近山任国营黄泛区农场副场长。为照顾王近山的生活，原在他家做公务员的黄镇荣毅然跟着王近山来到了黄泛区，俩人结为患难夫妻，在农场共同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坦然面对 不失将军风度

    黄泛区农场位于黄泛区的腹心西华、扶沟两县境内,是1951年元月在原黄泛区复兴局的基础上创建的一个大型机械化农场。上世纪六十年代，黄泛区农场条件还是相当艰苦。职工家属住的是兵营式的排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水泥路，风起沙扬，人们往往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想洗个澡都很困难。

    当时的场党委书记路岩岭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政9级干部，场长马伊林是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行政10级干部。同是战火中走过来的人，他们对王近山这个原来的行政6级干部自然十分尊敬。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配了三个木制沙发、一个带落地抽屉的办公桌，窗户上挂上了蓝布窗帘。在农场场部的前面家属房里给王近山安排了里外两间房 ,屋外有一间小厨房。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农场，这就是最好的住房了。王近山住进后，在里面放了一张大木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床对面用砖头垫起两只大木箱和一只皮箱，这就是他当时的全部家当。

    王近山初到黄泛区，职工们听说来了个“大官”，都很惊奇。一次场里开职工大会，台下的一些职工对主席台上的王近山指指点点。王近山意识到是在议论自己，就马上站起来，大声说到：“你们要看王近山吗？王近山就是我，我就是王近山。”会场秩序顿时安静了下来，职工们从心里赞叹将军的爽快。

    王近山在农场分管园艺。他的住处距园艺场有二三里地远。他的腿在战争中伤残，不能骑自行车，每天早晨总是早早吃饭，然后步行到园艺场。他习惯于戴一顶单军帽，扣好风纪扣，平时腰杆总是挺得笔直，尽管走路不便，但依旧保持着军人的姿态。一次开基层支部书记会，有人问他：“王场长，您身体这么好，有没有诀窍？”王近山随口说道：“有。吃饭少一口，饭后百步走；娶个丑老婆，活到九十九。”他的幽默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王近山闲暇时经常在场区散步，与职工聊天。时间一长，人们与王近山慢慢熟悉了，也有一些年轻人“熟不拘礼”，与王近山开一些“过格”的玩笑,王近山对此也毫不计较，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一次与工人聊天时，有个年轻人问他：“王场长，你会打仗，但你的官为啥没有路书记大？”面对这样明显“揭老底”的话题,王近山不急不恼，从容作答：“因为他会画画，我不会画画。”路岩岭书记1925年毕业于开封美专，平时喜欢作画。这种回答既扬人之长，也使自己避免了尴尬。

    情系职工 不辞辛劳奔波

    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落魄不落志，经常到基层的果园里转转看看，了解情况。见到熟人，他老远就打招呼，握手聊天，丝毫没有“大官”的架子。每年苹果卸完后，园艺场总要在冬天请园艺技师和专家在果园里讲解如何对果树进行修剪，边讲解边示范。这时侯，王近山总是和职工们一样站在树下耐心听讲，认真地像个小学生似的。他战争年代负过伤，有腰疼病，不能久站，只好时不时地变换一下姿势，挪动一下身子。有人劝他坐下听课,他说: “老师在站着讲课,我当学生的怎么能坐下啊。”

    站着听课不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更难。但王近山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也是同职工们一样爬高上低，慢慢地也就掌握了修剪果树的一些方法。一次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向爱人炫耀：“你知道啥叫‘小平头’，啥叫‘倒拉牛’？”爱人说“不懂”，他就边比划边讲，原来这是果树的两种修剪方法，“小平头”是一种去掉大枝摘顶的剪法，而“倒拉牛”则是一种在细果枝上疏强留弱的剪法。

    王近山在劳动中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他到果园察看，正碰上职工们冒着炎热，穿着厚重的工作服给苹果树打药。他见职工的衣服已被汗水、药水所浸透，赶紧瘸着腿在刚送来的铁桶里舀了一大碗绿豆汤，捧到工人们面前，像敬酒一样，说：“同志们辛苦了，喝碗绿豆汤去去暑、解解乏吧。”有人喝完，随口说了一句：“如果里面能再加点糖就更美了。”只见王近山剑眉一挑，略一思考：“好啊，这个要求不过份，加点糖有利于补充你们消耗的体力。我和你们的刘场长说一下,我想,是会批准的。”在王近山的提议下，后来，不管是麦收还是秋收，职工们都能喝上甜丝丝的绿豆汤。

    1967年园艺场苹果大丰收，不断采收的苹果约有1000多万斤，装满苹果的箱子、蒌子在果场里堆得满满的。但因为当时正处于“文革”高潮，人们忙于打派仗，导致郑州火车站处于运输半瘫痪状态，没有车皮，果子不能及时运出，农场职工干部心急如焚。此时，王近山坐不住了，主动请缨上北京，他说：“凭我这张老脸找找门路，总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带着场供销科科长、园艺场场长，硬是爬上硬卧车厢来到了北京。

    王近山拖着伤残之躯，东奔西跑到处求人。最后通过国务院驻京联络办,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以及当时的农垦部部长王震。他们都很热情地请王近山吃饭,给予热情帮助，最后几经周转，终于将报告转交给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很快，总理办公室发下话来：“请王近山同志一行先回河南，我们将通过河南省军区解决。”王近山见有了眉目，如释重负，高兴地说：“报告给总理了，也算顶到天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的。”后来，省军区调来了汽车，把成箱的苹果先拉到了漯河火车站，后在郑州装了七八个车皮，为农场解决了“燃眉之急”。

    身陷逆境 依然敢于“亮剑”

    “文革”初期，王近山受到了冲击。有的学生贴大字报，指责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学生们不了解，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因为他负过伤，一蹲下就起不来，于是就在一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那滋味并不好受。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气得无话可说，只好无奈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1968年麦收时期，造反的学生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收割麦子。王近山火了，拍着桌子大声斥责这些学生：“绝不能耽误割麦子，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不信我的话，你们可以回去问问父母亲，是不是这回事。你们说什么都行，但一定要等到割完麦子种上秋再说。”学生一下子就被震住了，麦收照常进行。

    农场当时有个造反派“司令”贴王近山的大字报，污蔑王近山是“残兵败将”。王近山一看就火啦，不依不饶，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王近山有错误，你想咋批都可以。但战场上我决不是残兵败将。真正的残兵败将是日本鬼子，是国民党军队，是美国佬。别看你这个司令本事不小，真正打起仗来，毛主席还是要我不要你。”

    一次，王近山听说园艺场有个造反派头头忙于“大批判”而不去接班打药，致使老队长连上了两个班。于是，他很严厉地在大会上反复讲:“工人不上班,就像战士不打仗一样。我们吃什么 ?穿什么?农场工人决不允许只抓革命，不促生产！ ”

    王近山旗帜鲜明不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也就下决心让王近山彻底“靠边站”。1968年8月23日，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呈报给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关于建立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对王近山如此结论：“原副场长王近山，在运动中曾一度站错了队，中央原处理干部，情况不了解，暂不结合。”随后，在新建立的“黄泛区农场革命委员会”这一所谓的“红色政权”中，王近山的原副场级职位也没有了，这对将军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王近山非常淡定，依旧是每天到果园里转转看看，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怀念军营 滚烫军人情结

    上世纪六十年代，黄泛区农场有个电影放映队。每到周末，都要在广场放映电影。王近山也经常带着爱人和孩子，和农场的男女老少一起坐在小板凳上看电影。但有一次放映故事片《上甘岭》，未看一半王近山就和家人退场了，还不时地拭眼泪。这时，早他一年到农场劳动锻炼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同志的大儿子万伯翺就主动帮他掂起小板凳送他,边走边问:“王场长，电影里的上甘岭英雄都是真的吗？”他说：“都是真的。不过电影里只是表现出当年残酷战争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说你们都知道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胡修道，何止这几个呢？我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上千个。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娃娃，个个都是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美国鬼子用几十万发炮弹射向上甘岭,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美国鬼子动用了6万兵力，三四百门大炮,将上甘岭削掉了两三尺。白天他们依仗飞机大炮把我们压住了，晚上就是我们的天下，几易阵地，真正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排长孙占元双腿被打断了,他爬着指挥。捡起敌人的机枪又打退敌人五六次反扑。他一人就歼灭七八十个敌人。子弹全部打光，他大叫一声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回到家后，王近山又动情地给万伯翺讲：“上甘岭是我参与指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这场战斗我不仅下命令到军部，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师、团，甚至指挥到连、排、班，那真是惊心动魄的血战啊。我的指挥所设在离高地不远的地方。战士们和美国鬼子拼死搏斗，我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不光是缺飞机大炮、缺弹药，也不光是缺水、缺食物，就连拉屎的自由也没有啊。因为到外面去时刻都有牺牲的危险。有的战士到坑道外大便，就被敌人突然飞来的炮弹炸死了。我们在上甘岭巡察时就遇到过在炮声中突然飞到眼前的一只残缺的手和腿什么的。”

    这时，王近山的爱人就对万伯翺说：“别让你王叔叔讲了，今晚上他又该睡不着了。”

    1968年，王近山的二儿子王岩历尽波折终于赴南京入伍，成为王近山儿女中的第一位军人。在得知王岩入伍的消息后王近山非常高兴。1968年9月7日，他用拿枪的手掂起了沉重的笔，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书信：

    岩：你好吗？我很想念你。
    你要锻炼成为能吃苦、能耐劳、钢铁般意志坚强的战士。你不要想家，要把部队当成最可敬爱的革命大家庭。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岩：希望你要经常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最最重要的是，你要经常注意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更好的服从领导，团结同志，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要以无产阶级的宽容大量的态度待人，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阶级、路线觉悟。要有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意志，永远无限忠于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都能冲上去，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动摇，不想家，我们过去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致
    祝你政治思想进步

    尽管这封书信似有不太通顺之处，但一位历经磨难的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一位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殷切期望跃然纸上。王近山在书信中所表达的对儿子的爱，无疑超出了一般人的“儿女情长”，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爱，是长远的爱，是作为共产党人的一种无疆的“大爱”。  

    重返部队 永远“一代战将”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紧张，九亿神州“要准备打仗”。此时，毛主席想起了这位“王疯子”。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会议上，毛主席问：“王近山现在哪里？”周恩来答：“现在河南。”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紧接着就提出：“这个人很会打仗，我要。”

    偏居河南省黄泛区农场的王近山，当听到传达“九大”精神、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他的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连数日，他喃喃自语：“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这么好的老战友，都没有忘记我‘王疯子’啊！”

    1969年7月的一个深夜，一列由郑州开往南京的火车缓缓进站，从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像是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一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他就是王近山。年轻一些的妻子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前来接站的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老部下们见到王近山，立即“啪”地一下敬礼，王近山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许世友的安排下，王近山先是安置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任副参谋长。几个月后，恢复党籍后的王近山又调到南京军区，任主管作战和战备的副参谋长。

    在许世友和肖永银两位战友的庇护下，王近山后来基本上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战场上和情场上的长期拼杀，在王近山身体和心理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痕。1978年5月10日，将军在和癌症顽强斗争4年之后，逝世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任上，年仅63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得知后指示说：“王近山有很大的战功，他的后事一定要办好，悼词我要看。”

    在邓小平的过问下，王近山逝世的第二天，中央军委补发了任命通知，任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丧事按大军区首长待遇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