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导读：我是周纯全和郑竖岩夫妇最小的儿子，行四，1951 年 9 月生。我有一个女儿，女儿和女婿育有三个子女（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对于我的父母，过去很少跟晚辈提及，一方面是因为较详尽讲述他们的身世经历是十分困难的，只能描摹个别具体事情，让他们大致了解先人，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打扰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怕分散孩子们工作学习的精力。近期爆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预示着下几代人不会永远生活在一个无障碍的世界上，我无法揣测未来，也没有必要播撒焦虑的种子，回顾父母走过坎坷的路程，让后辈有所启迪也算是留给他们的礼物。愿我留下的回忆能使他们在无涯中有所探寻，在纷乱中找对方向，在陌生中获得经验，长本领避风险，既使有一天生活的浪潮把他们抛到从未到过的海岸，他们也能抖掉身上的沙粒，走上岸去。

（周纯全 郑竖岩夫妇）

    与重要历史人物的过往（二）

    毛主席认识父亲应该在草地会师之后，深入一点了解应该在沙窝会议之前，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九名领导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主席说除了陈昌浩、周纯全，其他人都不够格。据王政柱（原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日记记述，当四方面军部队得知陈昌浩、周纯全进入政治局后一片欢欣，应该说沙窝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是顺应军心的。

    1938年4月张国焘出逃，在这前后父亲和主席的接触机会比较多，主要是主席在写《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一文，这篇文章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工作的重大转变，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对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没有热情，他主张正规部队作战；林彪认为陕北贫瘠，要求到陕南打游击，建立新的根据地。主席在写作过程中召开过几次座谈会，让父参加，以后又单独约父亲长谈（父亲曾任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和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陕南曾是川陕根据地的游击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父亲参加座谈会发言和单独谈话还是有些技巧的，他讲具体的案例和战斗过程不求勾画的活龙活现，比较专注总结经验，力求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比如他讲在鄂豫皖怎么能拉起部队（四方面军的前身主要是农民暴动武装，还有少数红枪会的武装队伍加入，兵运的成分很少）；怎么把游击区域发展成根据地；游击总司令部与红军主力部队之间的关系和作战配合；游击总司令部的战斗指挥权与游击队的具体作战决定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这些都是主席能听得进去的。父亲对主席关于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是完全拥护的，认为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的干部去发展地方武装是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主力部队的有效途径。主席对父亲的见解留下印象，抗大成立时主席审定授课内容特别嘱咐要加上游击战的课程，并建议由父亲去讲，以后主席到抗大讲课还提到党内父亲和王震是工人成分，对父亲的工作给予支持肯定，据叶尚志（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人事局局长，博古的女婿）讲，父亲当时主持陕北公学的党务工作，他搞宣传鼓动工作有一套办法，陕公定期搞歌咏比赛、黑板报比赛，上演话剧、戏曲，凡有这类活动父亲都会去住处请主席出席，主席只要能抽出空隙基本上是每请必到，特别是看了黑板报大赛很高兴，专门题词还写了发刊辞。

    1939 年春（？）陕北公学部分学员组成抗大一分校，在何长工和父亲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到晋东南敌后办学，这次大转移行程两千多里，一千多名教员、学员（教员中有一些党内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无一人伤亡，无一人掉队，当叶尚志（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干事）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主席时，主席很高兴，要总政电贺何、周，说这次小长征组织的很好。平津战役前，中央书记处召父亲和杨至成到西柏坡汇报后勤保障的准备情况，行前对主席怀有很深感情的杨至成亲自查验了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几座大型仓库，准备了六份礼品，五大书记一人一份，江青单独一份，给主席的是猪肉罐头，英国“555”牌香烟，给江青准备的礼品比较精致，有炼乳、白砂糖、精面粉和美国香烟。为了进行平津决战，四野的后勤保障充分周全，据解放军档案馆现存父亲给中央的报告，平津战役前四野后勤共筹集经费：大洋十三点九五亿元，黄金四百多公斤，还有几十吨可通兑的物资，能够支持七十万部队一年半的作战需要，还设立了一百多所医院，能够收治十四万左右的伤员，抚恤金够发十多万牺牲的官兵。另有一份父亲和罗（罗荣恒？他分管后勤，还是罗舜初？）联署给林彪、刘亚楼的报告，要求调动两个团的兵力给后勤，其中一个团负责钉木盒子分装大洋，一个团负责护卫四野后勤汽车团把一部分经费和可通兑的物资送到后勤各分部（或军级单位后勤部），供部队在夺取新区后就地采购军需补给。

    据母亲讲，父亲回来说主席听了汇报很高兴，跟父亲和杨至成开玩笑说，不留饭了，你们那边吃得比我们好（可能指四野的供给标准比西柏坡强许多）。汇报之后父亲又提出国焘路线的事，主席大致讲了几点：国焘路线责任在中央，国焘是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四方面军干部是执行国焘路线的，不执行不行，要砍头；你以后也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这个事以后不再提了。此后父亲在部队工作一直比较稳当，与杨至成、钟赤兵合作得很好（他们两人在二战期间陪同林彪在苏联研习军事、疗伤），职务上没有太大变化。

    解放战争后期，父亲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着手布局解放海南岛的后勤保障，另一方面对其他战略军团大力支援。四野进驻武汉以后，毛主席多次跟林彪讲不要搞本位主义，意味深长。四野的家当比较大，四野后勤当时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由四野后勤参谋长罗文负责，任务是采购战略物资，如橡胶、棉纱、匹布、汽油、药品等，采购的原材料供给在武汉建立的军需工厂，军需工厂的产品除供给四野部队外，还支援给其他野战军大量军械、被装、炊厨具……，七十多年后当年建立的军需军械企业仍有一些归联勤

    保障部队管理。此外陈沂（当时任四野后勤部政委）、罗文还通过多条渠道与香港商人、外方代理机构洽购军舰运兵船，二战结束后香港市场上能搞到旧军舰、旧海轮，买舰船是为解放海南岛做准备。

    支援第三野战军我印象中有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三野解决了淮海战役火炮炮弹供应的难题，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经验时讲了两条，一条是山东人民的大力支持，一条是大连建新工厂生产的炮弹有威力，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四分之三以上的伤亡是火炮打击造成的。据扬子江（杨至成的长子）讲，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把一部分重型火炮移交给华东野战军。供应三野的炮弹和父亲有关联，解放战争初期父亲主持接收本溪煤铁公司（当时是解放区最大的工业企业，由日本财团独资创办，是现在的本溪钢铁集团公司前身），他到任后首先恢复了本溪煤铁公司硫酸分厂的生产，化工产品直接供应当时的大连建新工厂。本溪失守后父亲任辽南省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省委和行署的驻地设在普兰店，背靠大连市，父亲对大连的情况很熟悉，曾为给坚守辽南根据地的吴瑞林旅解决军需给养，到大连找苏联驻军和工商企业，争取到一批军械和弹药，还给吴旅全体官兵配发了新冬装。大连建新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是从大连经海路运到山东的，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在海上阻截，租用了苏联的货轮，这条运输线路的确定和租用苏联货轮的方式，我想和父亲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因为在这之前的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在山东任滨海行署副主任兼工商局局长，对日照附近的石臼港、日照港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都是决策海上运输方式的基础。

    第二件是前些年韦国清传记组来了解线索材料，主要提到韦国清生前讲他找周纯全请求支援粮食解决十兵团之急需，我说十兵团这桩事没听母亲讲过，但母亲提过部队进入江浙等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旧币停止流通，部队就地采购困难，军需缺口大，父亲好像从洛阳（？）搞到粮食，通过陇海线调运给三野的部队，以后又从东北、湖北调运粮食、纱布（做蚊帐用的）支援华东地方政府和部队。我的外婆跟我提到苏州刚解放，军管会（韦国清是苏州市军管会主任）就派人到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抗日战争初期南迁，解放战争时期回迁滞留苏州，现在的苏州医学院就是河南大学医学院留在苏州的一部分）打听郑籀文（我母亲的姐姐，当时在河南大学医学院当妇产科主任）和李文饶（大姨夫，河南大学医学院基础课讲师）是否还在学校，还帮助河南大学解决了一些困难。历史上父亲和华东部队的干部工作交集不多（在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和刘瑞龙一起工作过，在抗大一分校和韦国清一起工作过），但丝毫不影响他竭尽努力支援兄弟部队实现军事斗争总目标的自觉性，他是一个具有大局意识的人，知道服务大局该怎么做，同时又是一个办法多的人。1993 年 3 月 6日母亲去世，张震（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关照后事安排，专门指示总参管理局办理母亲的丧事不受标准限制，有问题直接报到他那里。我们遵循父母的一贯教育，不给组织添麻烦，六天办理完后事，没有惊动军委领导同志。

    高饶事件发生后张国焘找到中南军区后勤部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请他带一封信给父亲，通过父亲转交给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坊间流传张国焘这封信有几个版本，说张的口气卑微。母亲说张国焘在信上祝贺全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承认历史上有错误，希望允许他回大陆并安排工作。父亲把张国焘的信交上去以后认真修改了延安整风期间写的自传，随后给中央写报告，表示接受国焘路线给予的处分。前段时间有报刊披露毛、周、朱、刘收到张的来信后商定由刘少奇复信张国焘，刘回函张，告可以回来，但必须登报承认犯路线错误，据说张没有接受这个条件。母亲说父亲的报告是刘少奇批的，大意是国焘路线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此事已过去多年，以后就不要再做检讨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是拥护毛主席关于开展文化革命决定的，他认真看了“五·一六通知”，对毛主席提出的“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以势压人的大党阀、大军阀、大学阀”的说法是赞同的，但他没有参加批判罗瑞卿和肖向荣的座谈会，也没有写书面的揭发材料，他是军委监察委员会的常委，军委监委汇集的揭发材料他只是看看，从未发表过一句评论，但他心里是有数的，特别是倪志亮去世前，肖向荣冷漠的态度和他某些行为缺乏自律，让父亲感到生气。他能理解毛主席对教育制度、特别是考试制度的严厉批评（我在后文还有具体的记叙）认为人才不都是教育机构能培养出来的，还有实践的因素以及党和国家给予的支持，用他的话说就是“国家搭的台子”。有一次他的学生洛林（郑文卿的夫人，时任北京铁道学院党委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来看他，提到为什么学生能最早起来搞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没有负担。父亲淡淡说了一句“还有别的原因”。现在想想他当时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和思考的空间。

    文化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面对大量的外调材料，父亲母亲处理的十分慎重，不管是报纸点名的“黑线上的人物”，还是靠边站的领导干部，乃至一般基层单位的领导，凡涉及历史问题答复，基本上是“身体不好，记不清了。”这些外调材料的答复，母亲一一抄存，至今完整保留。回忆当年有一些很高级的领导干部对其他高级干部的历史问题轻率点评，甚至有不实之词，造成当事人身心受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不得不登门道歉或表示说法不妥，其实反映的是他们的政治底色有瑕疵。对于涉及四方面军领导干部的外调材料父亲敢于讲真话，为此他和商业部的造反派拍了桌子，激烈争执，他说你们给曾传六先扣了帽子，又在职务前面加了“伪”字，我不谈了！我能证明曾传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任职和表现，他在西路军中也起了好的

    作用。吉林省重工业厅的造反派外调洪学智，声称要把洪学智赶出党中央（洪是八届候补中委），父亲很愤怒，说：他出不出党中央不是你们说了算，因此拒绝面谈，只接受外调提纲。造反派的提纲问：洪学智是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有什么罪行？父亲写道：是，不执行要杀头。提纲又问：洪学智是不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成员？有什么罪行？父亲写道：是，你们去看央文件。提纲最后问：张文在历史上有问题吗？父亲写道：不管怎样，张文和老洪是模范夫妻。洪学智初步解放后去 301 医院看父亲，父亲已不能说话，母亲跟洪学智说：“纯全没说过你一句坏话。”洪学智当时就流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