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1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同志急电延安：“曾克林部原1500人，现已发展到37000，轻重机枪400挺及相当数量的子弹；已获得许多帮助，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迷”。这封电报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说明“曾在延报告数不确”，第二是苏军的态度仍然吃不太准。

（彭真）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一部约11万人奉命陆续挺进东北，逐渐发展壮大为后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但是细心的历史爱好者也一定注意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一度使用过“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两个番号，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们的八路军仍然使用着“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的番号，而新四军已经被国民政府在1941年宣布为“叛军”并撤销番号，重建的军部和新四军各师，重庆当局其实是不予承认的。

    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出关部队，在最初到达东北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政治局面，部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番号，骤然间成为了一道大难题。

（曾克林）

    一、万事开头难

    1945年9月以后的东北，基本上处于一种政治和权力真空状态，苏军虽然在远东战役中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之后部队却仅驻扎于哈尔滨、沈阳等若干大中城市。

    而伪政权在日本投降后又宣布解散，因此在广袤的县镇和农村地区，完全没有了地方政权，可谓是一片混沌。

    根据重庆当局跟苏联政府的密约，东北的行政权力，苏军必须移交给国民政府，所以重庆方面很快就成立了以熊式辉为主任的“东北行营”和下属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

    可是呢，蒋系军队主力都躲在遥远的大西南，两地数千里之遥，一时间又哪里赶得到？

（山海关战前）

    而原在河北东部地区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冀东军区”部队，则奉延安的命令，第一时间向东北进发，可以看出，八路军才是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冀东军区率先出动的，便是第十六军分区的两个主力团4000余人，他们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的率领下，最早攻克并进入了山海关。

    开国少将曾克林一马当先，率部连续接收了绥中、锦州等15个县市，并在每个县市都留下少量部队负责警备（一个连或者一个排不等），随后亲率分区主力1500余人，于1945年9月5日乘火车抵达沈阳。

    对于这支佩戴“八路”臂章部队的到来，苏军一时有些懵圈，理论上说，八路军当然也算是“国民革命军”，然而苏军也很清楚，这显然是延安方面的武装。

述（最多18字

    如果承认八路军的合法“接收资质”吧？将来美国人和重庆当局一定会哭着闹着找麻烦；如果不承认吧？毕竟两者都是共产党的队伍，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苏军对曾克林的部队也表现出相当矛盾的态度，先是强硬地要求八路军退出沈阳，后因为看到沈阳百姓的热烈拥护，又改变了主意。

    因此只好承认曾克林的部队进驻沈阳的事实，并同意成立了中方的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员。

    其实曾克林有点冒失了，延安对东北的政治形势早有预判，曾于8月29日给晋察冀、山东军区发出指示电，要求出关部队不打八路军的旗号，用东北义勇军等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北。

    指示电同时要求不要声张，不要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各部队进入东北后，应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没有苏军驻扎的中小城市，更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

    可惜的是，曾克林当时正在进军途中，加之通讯手段落后，并没有收到这个指示电，仍然高调地以八路军的番号进入沈阳。

    1945年9月7日，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官、第6坦克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钦科上将，与曾克林司令员和十六分区唐凯政委会谈，期间克拉夫钦科提出建议：

    由于中苏条约的限制，请你们对外最好不要叫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为宜。

（周保中将军）

    所谓自治军，那当然就是由中国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用来维护东北的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的，表面上与八路军无关，自然也就不受条约限制了。

    这样一来，对曾克林部在东北的行动，苏军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舆论质问起来，也不至于被动。

    无论打什么样的旗号用什么样的番号，也改变不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所以会谈之后，曾克林立即下令部队把臂章换成“东北人民自治军”。

    苏军远东司令部还特地给所属各部队下令：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臂章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自由行动，不要加以阻拦限制。曾克林所部因此率先在东北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在行动上也有了极大的便利，

（彭真和周保中等同志）

    二、东北人民自治军

    也就是说，“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最初只是八路军冀东军区的先头部队，在特殊情况下启用的，还没有落实到全部“闯关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

    及至李运昌率领的冀东军区主力到达后，所属共有四个军分区八个团和两个支队的武装，他们在东北招兵买马，迅速扩大到近10万人枪。

    原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所部，期间也发展到24000余人，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惊动了敌人，美方和重庆当局不断向苏联提出抗议，并大造舆论，意思是苏联不遵守条约，

    苏军无奈，只好开始限制我军的公开活动，并强令李运昌部队的主力撤出沈阳，连东北局都被迫处于“半地下”状态。

    此间，熊式辉飞抵沈阳后，大肆网络伪军伪官吏和地方势力，封官许愿建立各地政权，东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熊式辉）

    因此从1945年10月份开始，局势逐渐对我不利，彭真同志认为，如果我方不抓紧建立公开机构，在与敌人争夺东北的过程中将“十分吃亏”。

    在征得延安方面同意后，东北局着手以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方式，选举地方的“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来行使已控制地区的行政权力。

    也就是说，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纷纷进入东北的时段，我方组建的各地政权是以“人民自治”的名义存在的，那么武装力量相应地称为“人民自治军”既配套又合理。

    于是东北局决定，进入东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新发展起来的武装，延续曾克林部启用的番号，统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1945年10月31日，延安复电同意所请，同时批准成立东北我军统一的军事指挥部，当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宣告成立：

    以林为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不久补任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解放战争尚未全面爆发，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军事调处”也正在进行当中，各战略区事实上处在“谈谈打打”的阶段。

    加之苏军仍未撤离东北，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我方在东北使用人民自治军的番号，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

    而杜聿明指挥的蒋系接收部队，10月底也分批到达山海关一带，同时又在秦皇岛营口等地实施登陆，一个要抢夺地盘，一个寸土不让，遂与“东北人民自治军”之间爆发激烈战斗。

    三、东北民主联军

    时间到了1946年初，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此间苏军正分批开始撤离东北，对我方的各种限制自然不复存在，

    而东北地区的主要矛盾，正演变为101率领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与杜聿明指挥的蒋系正规军之间的“军事冲突”。

    用军事冲突的词语，是因为此时解放战争仍未全面爆发，马歇尔主持的“军事调处”还在进行。

    1946年1月3日，马歇尔正式提出了双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队维持现时驻地”的建议，规定的停火时间为1月13日24时。

（沈阳军调小组）

    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也都同意了这个提案，延安方面遂于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月4日，经过考虑后电示东北局，决定东北我军部队即日起启用“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

    当然主要首长名单基本没有变化，只是更换了部队名称而已，关于“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由来，其实源于抗战时期的“东北抗日联军”。

    其含义是以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同时也包含了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反对“独裁”的各种政治势力之武装力量，以争取东北各界人民的支持。

    这个番号既是斗争策略的需要，也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为此，延安方面特地把一些公开或者秘密入党的原东北军将领也调入东北。

    比如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即被任命为辽宁省主席兼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张学思同志上任之后发表了《告东北同胞书》，还利用东北的老关系，筹粮筹款安定地方，迅速赢得了东北老百姓的好感和支持。

    而当过张学良副官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也被任命为吉林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名称的改变、以及这些东北籍将领的努力，都为我军初期在东北站稳脚跟作出了积极贡献。

    因此打出“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而不再使用八路军、新四军、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实际是我方开展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

    如下图可以发现，当时我军在臂章上专门有“拥护民主政府”的字样，充分说明了番号的内在含义。

    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我军正式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正式脱钩，对重庆当局玩弄的“假和平”不再抱有幻想，比如1946年1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发布命令：

    “各兵团首长，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果然，停战令并没有持续多久，杜聿明就恢复了进攻，于是有了后面的四平保卫战等激烈交火。

    全面解放战争爆发的6月间，东北民主联军领导层根据新形势进行了调整：林任总司令兼政委，周保中、吕正操、肖劲光任副总司令，彭、罗、高、陈任副政委，肖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使用时间最长，大抵从1946年1月至1948年1月，期间共整整两年的时间。当然，名称和番号并不重要，“党指挥枪”的大原则丝毫没有改变。

（吕正操将军）

    四、东北人民解放军

    早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就提出要将部队番号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以区别于另一阵营的军队，山东军区机关因此一度改称山东解放军总部。

    只是由于时机并不成熟，各战略区未及全面铺开而已，那么当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到1947年底，东北民主联军已经由弱变强，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解放了东北大半的地区和人口。

    此时一些反蒋力量和起义部队，也在使用“民主联军”的番号，容易跟我军产生混淆。既然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东北我军整体上的名称更改，自然也提到日程上来。

    根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请求，1947年11月25日，周副主席代表军委复电林、罗等首长，同意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并于1948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新的部队番号。

    东北人民解放军此时已有90万大军的规模，以任务划分为两大部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前者领导各二级军区、地方武装和二线兵团的工作，后者专注指挥野战精锐部队（各野战纵队、独立师等）与敌人作战。

    换句话说，“东北野战军”的番号正式出现于1948年1月，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精锐野战力量），但是在番号改变初期，总部机关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接改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双重领导机关。

    比如101的正式职务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同时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当然也指挥东北野战军），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陈云等四位首长任副政委。

    直到1948年8月初，在确立了实施辽沈战役的伟大目标后，林罗刘首长考虑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必须亲临前线指挥，于是电请军委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领导机关正式分开，从而各司其职，8月7日得到复电批准。

    为此抽调精干的指挥班子和参谋、后勤人员，专门组建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以东北军区司令员101兼任“野战军司令员”、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兼任“野战军政委”，军区参谋长刘亚楼兼任“野战军参谋长”、军区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解放军由此开始了解放东北地区的战略大决战，其中70余万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东北军区部队则担负保卫政权、警备后方、维护交通线、看押俘虏和补充野战军的任务。

    当然，无论是东北野战军还是东北军区所属部队的指战员，都佩戴着“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臂章，关于这一点，历史爱好者应当准确并正确地了解。

    五、第四野战军的番号出现

    1948年11月1日，鉴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的命令，对各战区的解放军进行了番号和序列整编。

    命令指出：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其中野战部队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命令还要求我军所有团以上作战单位，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称谓和番号，注意从此时起，所有人民军队开始统一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并一直延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