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皖南事变”，可以说是中国抗战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在日本要灭亡中国、国共联合抗战的背景下，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万余人，奉命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8万重兵包围聚歼，日军兴高采烈地以12架飞机编队飞临战场上空观战。这场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箕豆相煎的战斗，实乃亲者痛、仇者快!

    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章、书籍较多，对导致皖南事变的原因、责任等问题，也是版本多多，存在争议……

    笔者出生在当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镇罗里村，新四军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熏陶、鞭策着笔者的成长，也引起笔者研究这段历史的兴趣。故就皖南事变中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目的在探求历史的真相，请读者们阅正。

    一、 皖南事变能否避免？

    笔者从“文革”时期留下的印象是皖南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是项英不听中央和毛主席的，也不听叶军长的劝告，非要往南走，将部队带到茂林进人顽军早已布置好的包围圈，是他葬送了皖南新四军的。特别是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人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这也成为后来评论皖南事变问题的官方说法和正统依据。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谈皖南事变时说“这次新四军一案，统帅部选次命令他北上，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40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③’台湾的历史研究者们在《中国国民党大事年表》及一些著作论文中，多说皖南事变是由于新四军不服从军令、阴谋叛变所造成的。陈湘安在《皖南事变是一场民族悲剧》认为“皖南事变能够不发生吗？仔细看一下当时的历史，就知道它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④”

    笔者认为，要说可以避免的话，必须在1940年10月以前，至江北新四军攻打韩德勤的曹甸战役打响后，蒋介石、顾祝同就决定对皖南新四军下手了，再往后就更不可能避免的了。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蒋介石容不得共产党的存在，这是他反共本性所决定的。早在1927年发动“斩尽杀绝”的“412”反革命政变中，短短3个月就使全国6万共产党员骤减至1万余人。1937年1月5日蒋介石从西安事变中释放回南京的第10天，不顾日军侵略我国国土的抗战形势，调集几十万大军“清剿”项英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扬言在3个月内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由于“‘7 7卢沟桥事变’爆发、‘813’日军（后增兵到30万）从上海登陆、直逼南京总统府、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的抗战形势，蒋介石才勉强同意收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他的初衰是一是想通过叶挺以“北伐名将”威望来控制这支共产党部队，转变成能为他所用的部队二是可起到调虎离山的作用，以消除他的后顾之忧三是将他们整编成属他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开赴抗战前线，借日军之手削弱共产党力量或歼灭之。然而事态发展与其愿望大相径庭毛泽东、项英将新四军部队置于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根本不能为蒋介石所用。虽然蒋介石单方面任命叶挺为军长，后又勉强任命项英为副军长，但中共方面又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开始是分局汗口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以东南局书记、军分会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身份成为领导叶挺的“一把手”，叶挺又“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项英特别重视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在全军做到连有党支部、团有总支、支队有党委，到1939年共产党员占全军人数40%，并在云岭召开了全军党代会。项英、袁国平还多次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制定颁布了《新四军政治工作条例》《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等一系列文件。使新四军部队保存着“三年游击战争艰苦朴素的作风”，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据统计，在作战伤亡中，共产党员占60%。蒋介石见新四军成为共产党的“所私”部队，是绝不能容“拿着他的编制军饷、给共产党办事”的部队存在的。

    （二）蒋介石害怕共产党新四军的发展壮大。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运筹帷幄，指挥着新四军部队挺进大江南北及广大华中各抗日战场，展开敌后游击战争，在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省一些地区建立了根据地，部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在蒋介石不给编制、不准扩军强打政策下，新四军仍在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陈毅、粟裕领导的一、二支队从1938年春4000人到1939年4月就发展到14000人，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从3000人发展到11000人。项英在组建新四军时，在南方各省留下少数兵力，建立51个新四军后方办事处、留守处等机构，并恢复发展中共地方组织和武装，如彭雪枫在新四军河南竹沟留守处举办培训班、汇集地方党领导的武装逐步发展起来17800人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李先念在新四军七里坪留守处汇集湖北地方党领导的武装发展起来的达万人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等等。到1 940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由初建时10300人发展到8 8万余人（解放军军史记载是13.6万人⑤）。此外，地方党组织领导各抗日团体，皖南会员达到20余万。担负军部前沿阵地抗战任务的新四军三支队，在战斗减员时，仅铜陵县沙洲坝农抗会先后补充到三支队达1000余人。蒋介石对共产党、新四军力量的发展壮大非常害怕，曾下令各地党部、政府取缔新四军办事机构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但收效甚微，以致蒋介石下最后决心，用军队解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

    （三）苏北的黄桥决战和曹甸战役导致蒋介石、顾祝同的报复。到了1940年初起，国民党军与新四军的摩擦不断升级。五战区李品仙部进攻江北新四军，鲁苏战区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新四军，战场上顽军方面兵力有时达数千数万人。叶飞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在郭村战斗中，歼灭韩德勤的李长江部3个支队（团）。陈毅、粟裕部在黄桥战役中，歼灭韩德勤主力第89军11000人。韩德勤是蒋介石、顾祝同的嫡系，其第89军是苏鲁战区主力，在进攻黄桥中几乎损失殆尽，因是韩德勤进攻新四军的，蒋、顾“捏着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报复的⑥’。为此加紧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19日发出“皓电”，强令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0月20日顾祝同指令参谋处拟出“堵截”皖南新四军的计划。11月10日顽军五战区李品仙遵蒋介石密令，派2个师到长江沿线准备配合顾祝同夹击渡江北上的新四军“惟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我176师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乘其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⑦’从某种意义上说，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顾祝同对苏北黄桥战役失败的直接报复。

    11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刘少奇、陈毅率江北新四军对退缩曹甸的韩德勤部发起攻击。同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在报告军部及部队北移准备情况后询问“打韩德勤的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以后。⑧”次日毛、朱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的，⑨-’在曹甸激战时的12月10日，蒋介石给顾祝同密电，不准皖南新四军走东线从苏南渡江北上，由云岭直接北渡，以免皖南新四军参加攻打韩德勤。并令“…该军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⑽”随后，蒋介石又密令五战区第48军“注意防堵”，并通报“新四军长江南北两岸联络线及登陆地点”。国民党方面还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日军果真按此情报在长江沿线增加了兵力部署。12月24日蒋介石给第48军密令中还告知日军在长江沿线部署情况”。可见蒋介石企图与日军联手将新四军消灭在长江沿线地区。

    为“一网打尽”皖南新四军，1940年10月初就将在江西刨i防御日军的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调到皖南宁国，担任“进剿”皖南新四军总指挥，1 2月27日，上官云相在皖南岩寺瑶村召开各军长、师长、兵站分监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他部署说“我们的作战要旨是如新四军不遵令渡江，决以优势兵力加以包围消灭。指挥要领是压迫北开，俟其越过守备线，即严阵不使再退人守备线；大部队渡江，必遭日寇袭击消灭。新四军如在云岭按兵不动，则就地包围，坚决消灭他。”。可见会议方针是新四军渡江要消灭，不渡江也要消灭。消灭是真正目的⑿。在这次会议中，蒋介石还派专机送顾祝同一封亲笔信，顾即派人送到会场给上官云相和到会人员看，主要内容是行动要秘密、迅速，要把新四军一网打尽，不使漏网。

    顾祝同还部署安徽地方政府配合顽军围堵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顾祝同等与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第六行政区督察员邓吴明、张一寒，第六第八行政专员督察公署及泾县、南陵、繁昌、青阳等县，有关围堵新四军来往电文1 60多份。成立了“由苏南、皖南各方面党政军重要首长共同组设的党政军联合委员会，由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对新四军的围堵事宜。”

    可见，蒋介石、顾祝同等蓄谋制造皖南事变，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 皖南新四军走“南线”对吗?

    皖南新四军北移，先后选择过3条路线一是东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到苏南竹箦桥、水西地区，再从镇江附近北渡长江。二是北线，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之司北渡长江。三是南线，即由云岭向南，经过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宁国、郎溪到苏南溧阳，再待机北渡长江。项英决定走南线。

    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认定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完全是项英的责任。文革时期笔者甚至听说，国民党三战区叫他走东线，他不走。叶军长等催他走北线，他也不走，最后他偏要走南线。后来笔者阅读了一些文章，多说项英错误地选择走南线，是新四军惨遭围歼的主要原因。如黎汝清著的小说《皖南事变》、童志强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段雨生等著的《叶挺将军传》、陈枫的《皖南事变本末》等等，都认为“南线”是一条死路，谁选择了“南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笔者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南线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只是晚走了两天。若走东线或北线不一定会比走南线的结果好。

    难道走“东线”安全吗？不错，这条线是云岭与苏南部队的交通线，沿途曾设过兵站，但当时已随非战斗人员先遣队撤离了。当时在苏南的谭震林接连向军部报告，先遣队的行动已惊动日军，并得知军部及作战部队也经此北上，故增加兵力在苏南一带进行扫荡，部队再经此北移非常危险，大批人员要冲过日军封锁线完全不可能，少数人员前往尝试过，均被日军冲散，只能个别化装过去，后续部队请勿再开采云云。况且，12月10日蒋介石、顾祝同已经下令皖南新四军不准走东线，并派驻52师、108师，沿途筑有强固堵截工事，使东线已成为顽军围堵新四军的重点。

    难道走“北线”安全吗？不错，北线是国民党批准的路线，也是云岭与江北部队的交通线，且路程近，是我三支队活动地区。其实项英一直想走北线并做过大量准备工作。11月27日还提出“佯走东线、实走北线”方案，并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因曹甸战役打响，此方案已不能实施。国民党令皖南新四军从铜陵、繁昌北移，走北线要经过50里日军占领的水网地带，还得通过长江封锁线，江中有日军军舰巡游。在三战区重兵断我后路并武力赶我往北，长江北岸顽军李品仙2个师已控制各个渡口，抢夺了我收集到的船只，构筑了堵截工事，准备配合日军和三战区将我军消灭在渡江北移途中。1940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均曾有电报，认为北线不能走。12月30日毛泽东致电项英，直接北渡“有危险……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23日、24日、25日，项英连续给中共中央报告敌情发展情况后，请示行动方针。12月26日中共中央给项英等电报，以极其严厉的口气指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⒁”这就将北移路线的决定权交给了项英。12月28日项英主持军分会讨论北移路线，在东线不准走、北线不能走、但又不能不走的情况下，认为向南绕道茂林的路线可行，“如能迅速接近至天目山，沿天目山脚行动，地形将对我有利”，“原在该线顽军较薄弱，将便利于我之行动。”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告刘少奇、陈毅“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末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⒂”1月3日毛泽东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⒃”可见中共中央是批准走南线的。但是，国民党三战区强令新四军走北线，由铜陵、繁昌直接北渡，顾祝同还令其部属“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山脉流窜。”可据突围出来的钱俊瑞、傅秋涛、杨帆、郑德胜等回忆说，当时走南线是叶挺去三战区商定同意的。但回忆材料亦矛盾，如钱俊瑞说叶挺是11月9日去三战区谈的，而11月9日至18日叶挺去三战区谈的是东线。不过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也说，新四军走南线是他提出并经顾祝同“大体同意”，但顾祝同并末正式下令走南线。查当年国民党电报档案，只发现上官云相一封密电说道1 2月30日下午，顾祝同“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⒄”，其余均应走铜繁北渡⒅。司题是1月3日蒋介石直接电令叶挺“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⒆”。蒋介石明知北线是条死路，却下这样的命令，无非是为消灭新四军找个由头。

    1月5日，当皖南新四军前进至茂林时，项英发现蒋军有向茂林合围的迹象，疑中共中央没有通报蒋介石，故5日赶紧致电蒋介石等，报告因北线不能走，故走茂林是奉命绕道北移。请求批准走此路线，并要求下令沿途友军让道⒇。为得到蒋介石答复，全军在茂林等候一天。当6日与顽军打响后，项英即令全军分三路会攻星潭，从星潭方向突围北移。

    可见，当时走南线也是无奈的选择，消灭皖南新四军是蒋介石、顾祝同等蓄谋已久的阴谋。

    三、 百户坑会议究竟开多长时间，为何改变突围方向?

    以前不少史学者的文章认为，在攻打星潭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项英自己不去前线，还将叶挺、周子昆等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军部领导及各纵队司令员集中在百户坑开会。会上，叶挺等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从星潭打出去。可项英就是不同意，自己又拿不出具体意见，会议争论不休，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午夜12时达9小时（也有说开到午夜10时达7小时）之久。特别是当星潭已被新四军一个营攻占的时候，项英已令部队开往高岭方向，将全军带上绝路。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其实，早在1月6日清晨，二纵队一部在丕岭遭遇顽军伏击时，叶挺就曾想放弃星潭，并建议改道从西南翻越樵山岭出太平，再向东挺进，辗转北上。因项英没同意，故部队仍按原计划分三路纵队会攻星潭。

    笔者认为，项英开始选择星潭为突破口是对的，若能提前几天出发是可以从星潭打出去，把顽军全部丢在后面，“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上官云相曾告诫各参战部队若让共军打过星潭，我军在后面追打，再增加一倍兵力也是打不赢的“。故他早在1月2日就将40师布置到旌德三溪，随即在星潭一带构筑堵截工事。当7日新四军二纵队杀到星潭前沿时，顽军79师、52师已进人茂林并与40师联手，顽军64师、145师也到旌德和太平一线，作为总预备队。其他各师也正向茂林合围。可以说，这时攻打星潭的战机已经丧失。正如顽40师副师长陈士章回忆说，7日上官云相电话命令方日英师长说“要把叶挺的主力吸引住，不要让他跑了，现在东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队均已到达预定位置，到明天下午他再想跑也跑不了了驯’。

    7日上午，在新四军二纵队被顽军40师几座山峰火力点封锁在距星潭3里的山口时，项英也赶到现场，当得知一纵队、三纵队分别被顽军52师、79师堵截在举山、濂岭前进不了时，又观察了解星潭一带敌情：二纵队必须先拿下隘路两旁山峰上的顽军火力点，才能控制山口，再冲过3华里的开阔地，从顽均手中夺下星潭外围屏障各小山头，才能控制星潭村，还得强渡星潭前的徽河，徽河宽约110米，水深有1 8米，最浅处也有70公分，且“水流湍急，又无渡船，顽军在对岸已构筑堵截工事和炮兵阵地m”。据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回忆当时“项英副军长还亲自率教导团冲锋，均未能突破”。时已下午1时，他不忍心拼掉二纵队主力，故返回百户坑召开军分会，研究突围对策。

    7日下午3时开会，叶挺等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再豁出去个五团二营，坚决从星潭打出去。项英不赞成地说，星潭地形易守难攻，如果付出了代价仍攻不下来，伤员多下去就更困难了。即使攻占了星潭，对岸连绵不断的高地、公路干线已被顽军把守，还要在顽军的炮火下强渡徽河。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军向来是不打硬仗的，不能在此就拼掉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骨干精华。叶挺见项英是这个态度后也就没再坚持了，很快就提出“翻过百户坑右山粱，从另外一坑口打出去”的方案，当被否定后，他又提出“返回茂林，再渡青弋江，向太平方向突围”的方案……

    百户坑会议究竟开了多长时司，据李一氓1941年3月给中共中央电报中记载“当日下午开会两小时，叶挺提出两个方案……”其实项英也希望从星潭突破，他反对的是“不惜代价”，主张尽量减少伤亡拿下星潭。所以会议开开停停，时断时续。下午两小时会主要是研讨叶挺两个改道突围的方案，后否了。吃晚饭后，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又提出第三个方案说，增调一个营加强二纵队，坚决从星潭打出去。并说他已令五团二营做好了增援准备。叶挺早有这个意思，项英也不十分反对。因此，当晚新四军再次向星潭发起攻击。可周子昆、李志高等先后从战场反馈的情况是战斗异常激烈，山口迟迟末突破，新四军伤亡很大。据顽32集团军战斗祥报记载，当时“山口匪伤亡七八百”（此数有夸张）。因此午夜继续开会，项英在征得袁国平、周子昆等部分人意见后决定避开顽军重视的东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西南方向突围，即二纵队撤回，改道出高岭往太平方向突围。可见，百户坑真正开会的时间不过二三个小时。可以说，百户坑会议是在无法攻克山口、星潭的情况下，被迫作出撤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