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10月，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四期四队第三班学习八个月后结业。这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军旅生涯。期间有几件往事记忆犹：

    一、到云岭大会堂参加集会。我在学习期间，曾四次随队到这里听报告。1940年3月，教导总队第四期开学典礼，全体学员1000余人参加，军副参谋长兼总队长周子昆同志主持，教育长冯达飞、副军长项英等同志讲话。同年4月底，父子岭战斗打响，我军以少胜多，获得胜利，日军伤亡300余人，被我缴获大量弹药军火。战后，军部在这里召开祝捷大会。同年9月，华北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取得第一阶段胜利，新四军在这里为之召开声援祝捷大会，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均在大会上讲话。同年10月，保卫云岭反扫荡胜利，教导总队全体学员在这里参加祝捷大会。每次大会堂里都坐满了武装军人，大家放下背包，席地而坐；各连队间相互拉歌，高唱抗日歌曲。欢声笑语，此起彼落。大会后，各连队改善伙食——加餐。一般是油豆腐红烧猪肉，一个班一盆。在艰苦生活中，这真是一顿美昧佳肴。

    二、到军械所去修枪。教导总队学员每人配发步枪一支，子弹200发，手榴弹2枚，还有挂包、背包各一只，米3斤、笠帽一顶、锹一把。困我军装备不足，教导队所配发的武器一般为汉阳造，套筒式步枪，中正式优良武器极少。而缴获日军的三八式步枪，均配备在战斗部队使用。因旧枪较多。经常有损坏，需及时整修，四队队部指令三班出公差，派员运云岭军部军械所整修，我与许呈炜、吴新采等曾三次被派往出公差。两人挑运十枝步枪，用步枪挑步枪，一支步枪两头各挂两支。一支步枪7.5市斤，五支步枪37.5市斤。从中村董氏祠堂翻山，到云岭约10华里。到军械所后，将枪支号码抄录下来，防止搬错，由负责同志签名后携回交差。一周后，再去军械所，核对枪支号码运回队部。

    三、行军礼。教导队的学员公差在外，需严整军风纪，路上遇到友军、首长和同志，必须礼貌相待，只要见到军人，均需主动行军礼，表示尊敬、友爱、团结。

    一次，我公差去云岭取回所修枪支时，在一山坡下与两位身穿灰军服的军人相遇。因山路狭窄，我站在一边让路，并向他们行军礼。不料他们却不闻不理，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去。当时，我感到奇怪。我走进村庄后，又与一军人相互敬礼，便好奇地问他“前面两位军人是什么首长？”这位同志回答  “他们不是首长，是日军俘虏。”我这才明白，难怪他们不敢受军礼，也难以还礼呢。原来，有一部分日军俘虏，在军部敌工部接受思想教育改造。我军一贯执行优待俘虏政策，俘虏的生活待遇和我们一样，有时还优于我们，同样穿灰色军制服，所以才有这样的误会。

    四、接受叶军长检阅。叶挺军长对教导总队教育措施抓得很紧，他曾亲自为教导队讲授游击战术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天，晚点名时，连队首长通知明天早上，全总队会操，叶军长要来检阅。翌日清晨，教导总队100余名官兵，6点钟集合，全副武装跑步上操场操场在午朝门董氏九祠堂河边，现中村乡政府北面）。由二大队冯大队副（四川人）喊操。我与张祖池、夺淑泉、许呈炜被派在操场前站岗。副班长陈天赐同志指令我为站岗哨代班。7时正，叶军长和夫人李秀文一行4人来到大操场。叶军长走在前面，李秀文（穿的是华侨便服）等跟随于后。当叶军长走进岗哨时，我即喊口令“敬礼！”行肩枪礼。叶军长当即还礼。待叶军长等走过岗哨，我又发口令“礼毕！”叶军长魁梧身材，高高个条，英姿威武、目光炯炯。叶军长步入大操场时，

    冯大队副喊口令“正步．．走！”全场官员正步走，并向军长行注目礼。在教导总队几位首长迎接下，叶军长一行慢步走上检阅台，观看全场官员会操。约半小时，检阅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