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对全国各地通邮中断，在上海的全国性刊物一律被停止发行。我主编的“译文”杂志也无法办下去了，茅盾的《文学》、巴金的《文丛》、黎烈文的《中流》、我的《译文》都被停刊。我们四个会商决定出四个杂志合办一个战斗性的文艺周刊，茅盾担任主编，巴金担任发行，先后以《烽火》、《呐喊》名称出版。我除了给这刊物写稿，又为《鲁迅先生纪念集》校稿，这时700多页的《纪念集》已校编完毕，每日看见我空军去轰炸日军军舰，在上海的党员作家陆续奔赴延安。我考虑到老家在海之滨、战争深人必沦陷，我不能不顾及处于抗战无门的苦境。正在此时忽然接到老家来电，说父亲病危，要我立即回家，我匆匆赶回海盐老家，父亲已去世了。11月初日军进攻海盐乍浦。

    海盐报派人来找我说炮声响了，你该说话，写文章给报社发表，我当夜写了一篇《炮声响了——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接着在该报连续发表了《沉痛的话》、《谣言胜于炮火》，作为海盐报特派记者报道战况，11月10日我给报社写了《赴火线去——临别给亲友家族》，离开家人随抗日慰司队出发，几经转辗。1938年元旦到了武汉，新华日报要我当特约记者，发表了“打着鲁迅的旗帜打回钱塘江去”和出版《随军日记》。在汉口参加了周恩来等主持的一个文艺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了王明、博古和周恩来，这时八路军办事处告知去延安的路已为反动派设卡口不通了，在皖南已成立了新四军。后来我们在金华组织了一个文化新闻代表团，大家推我当团长，去访司新四军，代表团成员有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经济学家骆耕漠、新蜀报记者汪瑛在。我们在金华和中共东南局联系上了，他们帮我们搭上一辆大汽车，把我们送到皖南，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已是1938年底了，副军长项英接见了我们，军部还开了欢迎大会。

    在上海时，我在鲁迅先生直接领导下参加了文化战线的斗争，一进人皖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军事战线文化工作，无论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方式上都进人一个新的时期。在军部，项英、叶挺、袁国平、邓子恢与我第一次见面，同时也遇到许多熟悉的文化人，朱镜我、李一氓、夏征农、薜暮桥、聂绀弩、彭柏山和丘东平等等。1939年元旦后我随项英到前线去，先到二支队认识了张鼎丞司令和粟裕副司令等。张鼎丞同志谈到他母亲被敌人抓去后，敌人想利用她来要挟张鼎丞，她义正词严的拒绝了，认为她儿子不止是为她一个人，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母亲，后来被敌人杀害了。这件事给我教育很大。随后又到了在茅山地区的一支队，认识了陈毅和叶飞，随陈毅到了丹阳，走了二十多天，日日夜夜都在一起，听陈毅讲政治思想、讲革命斗争、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很多时候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谈心讲的。经过这一段时间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抗战的。我从前线回来，留在新四军军部，担任了新四军文委委员兼秘书和新四军《抗敌》杂志编委，主编文艺专刊和《新四军一日》。1939年4月，我陪同叶挺军长和史沫特莱到根据地采访并为史沫特莱文章翻译，发表在国内外和军部报刊上，叶军长还要我兼管军部印刷所。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北移抗日，在北移途中发生了惊震中外新四军牺牲七千余人的“皖南事变”。

    每一个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人，各有一个独特的机遇。

    我是怎么突围出来的呢？1941年1月13日清晨，我从泾县茂林附近的东流山回到石井坑，军政治部的队伍已从石井坑上山，我和警卫员、饲养员紧紧跟上。队伍伏在山上，枪炮声整天不息，焦点在东流山。到下午四五点钟，天色渐渐暗下来，对面东流山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了，第一个起身谈话的是敌工部长林植夫同志，他长叹一声说“我们终于把敌人打下去了。”东流山是石井坑周围许多群山的制高点，对突围部队至关重要。叶挺军长曾下过命令“必须把东流山的制高点守住，违者军法处理。”

    没有人呼应林部长的估计，但大家都从山坡上站起身来。这时，我望见前面山坡上叶军长正正走过来，我对宣传部长朱镜我同志说“我看到了叶军长，我过去问一下情况。”他说“好的。”我就离开了政治部队伍所在的山坡，向叶军长走去。

    我还未走近军长，忽见军长背后，有随从副官赶来，遥呼军长。军长停步转身问什么事？副官答“任光同志带花了。”军长问“伤在什么地方？”答“在腰部。”军长大声说“回去把他背着赶来。”

    这时，我侧身看到右边山坡上正坐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同志。我本来就是文委，和军部机关在一起，不自觉地向他们那里走去，在他们身边的山坡上坐下来。只见袁国平叫他的警卫员把另一支快慢机交给他自己使用，杨帆同志带着几个向导，站在项英同志旁边，等候吩咐。离我坐着的山坡不远，有一条通向下面的山沟，里面排列着队伍。教导队军事教务长冯达飞同志在这一带巡视，看到我挂着木壳枪，招呼说“黄源同志，你也武装起来了！”语调并不紧张。

    不久，项英等同志站起身来，向东流山对面的方向走了。我这时意识到我已列名在政治部单位，不便跟他们行动，于是我站起身来，向政治部所在方向走去。不料，却已见不到政治部队伍的踪影，也看不到军部的熟人。我想，我已和直属机关失去联系，只好跟着大流走吧。走了一段路，又有从对面冲过采的人群，这时天色已暗，东流山方向的火光枪声，在暗空闪响，山头上人群混乱。我和警卫员、饲养员退回到原来项英他们坐过的地方，看到山沟里的队伍还整齐的排列在那里。我想，跟着队伍走总会和军部碰头的。我们三个就插人这队伍中去，队伍里谁也没有过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团队，前进方向是哪里，跟着走就是。这时枪声愈来愈密，天色已经墨黑，只听得前面传下来“冲”，队伍就向前方直奔下去。我们紧跟着跑，一听到机枪向我们射来，队伍就地伏下，枪声稍停，又起身直奔。我并不惊慌，心里暗想这才尝到在敌人机枪下突围的滋味了。我前后跟着跑的都是非战斗兵，在领队的带领下，不顾山路崎岖，向前猛跑。后来前面抓到一个往前方送信的国民党部队的四川兵，队里送来交给我管，我和警卫员持枪夹着他跑，我边跑边做他的工作，要他听到国民党部队司口令时，就用他自己队伍的番号回答，说是从前方回来的。果然，碰到几次敌哨问口令，他一回答，敌哨听是四川口音，迟疑一下，我们就从他们旁边的树林里直奔下去。这样逃过了好多关口，终于跑到山下的路上。

    大路上，没有阻挡，我们跑步前进。大约到半夜时分，队伍在大路边停下来休息。

    我的饲养员是皖南本地人，他看到这杂乱的队伍，轻声说“首长，这不是战斗部队，我们自己走吧。”

    我头脑里一闪，想到法捷耶夫小说《毁灭》里的美谛克在战斗中脱离队伍的丑态，我严厉地说“跟着队伍走，生死在一道！”

    饲养员不响了。

    稍憩，起身又跑，一直跑到天色微明。路旁的村庄已显现出来，甚至看到有敌军在村前门口漱口。

    饲养员说“前面是章家渡。”我们突然发现路旁房屋里有敌人，便冲进去，我和警卫员抓出两个敌兵。

    我对领队说“前面是青弋江，我的饲养员常牵骡过江，他知道哪里浅，过江由他带路好。”

    领队的同意我的意见。饲养员带队伍涉水过青弋江，江水齐腰。但刚过半途，对岸敌军的机枪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回头跑，不少同志被子弹霹中倒下去。我的警卫员也倒下了，饲养员拉着我直向江岸奔去。一到岸，他把我的黄色日本军大衣脱下，向章家渡奔去，进人镇口的一家商铺后，我们换去湿衣，店员惊慌地说“你们不能在此久留，赶快走吧！”

    这时，只有我、饲养员、一个年青的号兵在一起，整个队伍被打散了。

    我们出了镇，两岸的枪声不断，我们拣小路走，走了几里路，前面有几户人家，门前有几个稻草堆，饲养员说“你在草堆里休息一下，我找老百姓问问情况。”

    我在草堆中躲着。中午时，饲养员拿了一碗饭莱来，说“村外有敌人的部队，到晚司才能走动，那个小号兵不见了。”

    到傍晚，饲养员领来的一位老乡说“你躲在这里不安全，附近驻的部队，可能要来搬稻草烧夜饭，我领你们走一条沿江的小路，晚上走一定安全。”

    我和饲养员跟着他走，午夜，来到一户群众家。房主人同情新四军，深夜开门接待了我们。拂晓，在他家吃了早饭动身。到早晨，走到一个村子，我们进了一家屋子。

    饲养员说“我出去看看情况，你在这里留一下。”

    他走不久，户主人出来，惊慌地说“有部队来搜查新四军，你快从后门走吧！”

    我拿起包袱，从后门跑出。走不多远，饲养员追赶上我。

    他说“前面有渡船过江，这里离宣城不远，过江后比较安全。”

    我们急切向渡口走去。赶到渡口，一条船里已有一些乘客。我们刚上船，只见两个穿着新四军军装的战士跳上船。急叫“开船”。前面是青弋江，过江要付渡口钱，心里很感动。在兵败逃亡之际，他们还严守群众纪律。我和饲养员因为没有零钱，饲养员操本地口音，对船老大说“我俩没有零钱，回头一齐付。好吗！’

    船老大客气地答应了。

    船到岸边，两位战友一个虎跃，一齐跳上岸，飞跑而去。我们上了岸，找人少的小路走。路上碰到的人都对我们注目而视，因为我们的衣服不合身，脸和手都有血痕。

    饲养员路熟，一路无事，终于赶到饲养员的老家。我躲藏起来，没有惊动大家。

    我在他家休息了几天，脸上手上的血痕已不显露。饲养员陪我在他家附近的小镇上，做了套棉衣裤。他又带我到他的亲戚家里，每家住二三天。这时临近春节，每家都忙着过年，他的亲友家把我作为贵客款待。

    我决定去苏北，到新四军归队。但怎么走呢？有三条路一、到浙江、上海，转苏北。这是国民党地区，路远，一路又没有熟悉的关系，危险性大。二、从繁昌过江到江北，找新四军。这条线路近，但也没有好的关系，情况也不熟悉，容易出问题。三、比较起来，我熟悉苏南茅山地区。1939年，我曾跟陈毅同志经过茅山地区和丹阳访仙桥管文蔚同志地区，设法渡江到苏北。这条路比较有把握，钻敌伪军的空隙容易，茅山地区群众基础好，容易找到组织。我决定走茅山一路。

    我告诉饲养员，要他在亲友中物色熟悉去镇江小路的人。我事先不说到茅山，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一到镇江附近，转人茅山就不难了。

    一天晚上，饲养员回来告诉我从这里到镇江，有一条深山小路。过去是私盐贩子走的，他们从镇江贩私盐到皖南，走这条路可以逃避关卡、缉私。他有一批熟悉的人，过了正月半，要走这路到镇江贩卖竹篮子。

    我听后很高兴，就说“我们也买些竹篮子，我充当老板，混在贩卖竹篮子人群中一起走。到了镇江附近，我有办法找到自己的部队。”

    他又说“我们在亲戚家里过了年，再搬到一座山上，那里只有二三户人家，和外界隔绝，更为安全。过了正月半就从那里出发，下山跟贩竹篮子的群众一起走。”

    我们准备了两条香烟，送给保甲长，安全上

    山上有一家做豆腐的，过年闲着在家。我约他参加我们贩卖竹篮子的队伍，我出本钱。这样，在饲养员一伙亲友中，又多出一个我自己安插的伙伴，心中更踏实一点。

    正月半过后，我们的竹篮子队伍出发了。第一夜宿在山里的一家夜店里。老板特别注意我，因为我在队伍里明显不是粗壮的农民。队里叫我老板，店老板疑心我是贩鸦片烟的。

    一路平安无事，没有碰到一个岗哨。过茅山地区溧武公路时，我看到一张伪军告示，说叶军长被俘，项英逃亡在缉拿中。我大吃一惊，但不相信。我到茅山地区找老百姓，他们都远而避之。原来伪军在皖南事变后即驻防在这里，直到最近一二天才撤离。

    在那里，我们和到镇江卖竹篮子的分手了。我、饲养员和做豆腐的三个人向丹阳方向走。饲养员一进敌占区，就有些惊慌。我告诉他，三天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你们可以回皖南去。
这里本是陈毅同志的一支队王必成老二团和叶飞六团最早活动的地区，我经常在《抗敌》月刊上用报告文学形式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许多小地名我都记得。因此我知道到丹阳，可走九里这条路。我领头向九里走去。

    天色已晚，我们找到一家，向其借宿。房东招待我们吃过夜饭后，就和我们谈开了，他说“这里本是新四军的根据地，现在新四军北上，这里又变成敌占区，老百姓受难。新四军才是真正老百姓的队伍。”

    我说，我们要到丹阳去，请他代雇一辆小车，免得时间问路。

    他说“现在伪军每天派工筑路，小车雇不到。我明天亲自送你们到九里，那里有船到丹阳。我同船上熟悉，托他们照顾，不过进丹阳城要通行证，我可以关照船上，让你们在丹阳城外上岸。”

    第二天早饭后，他热忱地送我们到九里上船，并向船老大打了招呼。船老大把我送进内舱坐。我看舱内坐着的都是伪区、乡公所的人员。我很大方地把桌上的伪中央日报拿来细看。饲养员和做豆腐的坐在前舱的乘客中。快到丹阳时，我看到在后舱的船主，来到前舱闲谈。我懂得他的意思，也从内舱转到前舱，并和饲养员他们打招呼。船主立即转到船舱头，我紧跟上去，把钞票塞到他手中。他说“快到了。”我招呼饲养员起身跟上。船主一篙落水，把船头撑到岸边，我们三人快速跳上岸。船又撑到河中，照常行驶。

    上岸后，我们走了一会，来到路旁有一个老农民在田里做活，就走过去问道“过铁路打哪个方向走？”

    老农朝我们看一下，说“铁路过不去，皇军装上了电网，电网杆子上挂着新四军的人头。”

    我说“明的过不去，另外有什么办法？”

    他说“办法总是有的，我就住在铁路旁的太平村。”

    我说“我就跟你到太平村，请你帮忙想想办法。”

    他说“好的。我在这里帮工，要对东家说一声。”他说着背起锄头往附近一家人家走去，我们跟着。

    他对东家说“我有几个客人，回家去一趟。”东家同意后，他就领着我们到他家去，路上我们自己买了肉和米。

    一到家，看见一个汉子坐在房子正中，见我，对了一句黑话。我说承他老汉帮忙，答应我们在此宿夜。

    他说“这是我的家，欢迎光临，他是我的叔叔。”

    我说“我是教书先生，家在常州。过年，东家派两个伙计送我，现在路不好走，出门靠大家帮忙。”

    他说“对了，出门靠朋友。你们住下，我帮忙。到常州，乘火车方便。进城要县民证，我有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

    他说“你交给我五块钱，我的阿弟在城里当密探，几天功夫就能把县民证办出来，买火车票也要县民证。”

    我说“那就拜托你了。”

    我们一起吃过夜饭。我很怕再坐下来交谈，因为我的两个同伴只会说皖南话，容易露马脚。这时，房东说“来，我们搓四圈二块钱的小麻将吧。”

    我连忙说“好，我来一个。”同时关照饲养员他们“你们走累了先睡，我玩一下就来。”

    搓了二圈光景。我说“今天走累了，我要去睡觉，请哪位代搓？”老汉坐在旁边，他不会。我请另一位代我，说帐明天我来算。说着我就站起身，到饲养员睡的地方，见他正埋头在被中暗哭。

    我可他为什么？他说“这是鬼子的地方，我们怎么能住下去？”

    我说“我誓死要到目的地。你们觉得不安垒，我明天送你们上船回去，至于我，你们不必担心，我能对付。”

    他们同意明天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