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叶挺的革命情谊 |
2008-08-19 13:3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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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皖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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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⑹
周恩来到香港时，病势仍很严重。广东省委派人在香港组织了接应。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关照下，安排昏迷不醒的周恩来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住下，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又派了一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名叫范桂霞的女同志帮助杨石魂照料护理，把医生请到住所，进行抢救治疗。这时，聂荣臻已分配新的任务，要到省委军委主持工作。叶挺则得到党的批准，搭船到澳门去，回家探亲。至此，叶挺才依依不舍地与周恩来握手告别。半个多月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开始能在别人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
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不了党内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和无理指责，愤然脱党，在国外和澳门过了十年流亡生活。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继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广州发动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兵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最后失败。
广州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爆发的。它公开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实行大肆屠杀血腥政策的英勇反击，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起义中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
叶挺，是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的战斗命令就是由他下达的。他说：“反动派不让我们革命，而且肆意屠杀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武装，没有政权。这次起义要夺取武装，夺取政权！”起义爆发后，他亲临前线，沉着、机警地指挥作战部队进行顽强战斗，起义军很快占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在起义的当夜，叶挺即主张把队伍拖出去，带上缴获的武器，到海陆丰去，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则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敌人采用枪杀、活埋、火烧、水溺等各种野蛮残忍的手段，几天之内，就屠杀了五六千起义军官兵、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
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参加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当时张善铭虽然是省委代理书记，但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会议，他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参加起义的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他硬是把持会议，通过了一个惩办主义的《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宣布对领导起义的九位党的高级干部，分别给以撤职、调下层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叶挺没有出席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同样受到了指责和处罚。在《决议案》的政治纪律一节中，他被列为第七个受处分的人。这一条写着：“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个“消极”的罪名，指的是叶挺在起义前，曾担心过在敌人这样强大的时候，起义不容易搞成功，倒有可能像南昌起义或1905年俄国莫斯科暴动那样，遭到再次失败，以及起义过程中他提出的把起义部队撤出广州的建议。
李立三把持通过的这个决议，后来并未获准实施。原因是：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他说：这样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赞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明确地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次同志的严厉的处罚是不对的。”⑺他还说到：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1928年3月中旬，周恩来在香港主持召开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他在分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
此时的叶挺，为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精神所深深感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召开前，叶挺到了莫斯科。他怀着美好的憧憬，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结合起义的始末经过，对国内外广泛流传的有关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种种责难，提出了申辩，实指望党的“六大”对他本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那时，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机关是它的东方部。六大的筹备和召开，都是在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领导下，由东方部部长米夫具体主持。米夫和正在他身边工作、充当其助手的王明等人，不仅对叶挺的申辩不予理睬，还以各种方式故意冷落叶挺。连莫斯科中山大学邀请叶挺演讲，也因兼校长米夫和王明等人从中作梗，而使他去不成。叶挺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受不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忍受不了对他的“政治动摇”的无理指责。他有冤难伸、投诉无门，苦恼至极。国内暂时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还在通缉他这个“反叛要犯”。有国难投，有家难归，一气之下，便独自离开莫斯科，脱离党的组织，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回国参加革命。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在我们党内，与叶挺共事时间最长、最熟悉叶挺的周恩来，在对待广州起义问题上，在对待叶挺脱党问题上，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他始终为广州起义和叶挺蒙受的无端的责难鸣不平。早在1944年所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周恩来再次肯定“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再次指出，广州起义是必需的。再次肯定叶挺的提出的“撤退”的主张。对叶挺的离党出走，周恩来在报告中为他说了公道话：“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⑼
四、皖南新四军时期，为调解项英和叶挺俩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心细如丝。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索要叶挺。叶挺遇难，周恩来痛哭失声。
新四军于1937年10月12日成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委领导成员，有时新四军军分会开会，叶挺不能参加，这使他十分的苦恼。新四军党委书记项英又有负于党中央的重托，对叶挺不够尊重，更使叶挺感到难以放手开展工作。叶挺曾给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写过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这句比喻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叶挺当时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处境与心情。再加上由于蒋介石、顾祝同的限制和刁难，第三战区每月发给新四军的军费，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供给标准，叶挺常为“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而苦恼。
由于这诸多因素凑合到一起，叶挺产生了离开新四军的念头。1938年10月下旬，他离开云岭回到广东，接受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决心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战争。蒋介石得知，非常害怕也非常生气，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严令立即撤销这项任命，让叶挺离开东江。中共中央也认为叶挺不应留在广东，因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叶挺在华中比在华南发挥的作用更大；而且叶挺如果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1939年1月8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叶挺从广东到重庆后，与周恩来作过几次交谈。交谈中，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他还有种种顾虑，对重回皖南军部，表示消极。他对周恩来说：“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四军，蒋会怀疑他。”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周恩来坚持认为华中重要，而且经过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告诉叶挺，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多次谈话，使叶挺深受感动，并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叶挺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周恩来和叶挺于1939年2月23日到达云岭。
从这天起，周恩来便在新四军军部住了下来。在长达20多天的逗留当中，他在军部及其所属机关、部队中，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他与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和陈毅、粟裕等支队指挥员亲切交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走访云岭地区的各个工作单位，与广大的基层人员促膝谈心。
为了调解项英和叶挺俩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高级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他就叶挺与项英的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认为他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出现极左思想，个别人实行惩办主义，处分叶挺等一批领导同志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做法很快就被党中央纠正了。叶挺在那以后脱离了党，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苛刻责难和对他的冷落。尽管这样，叶挺脱党十年，政治上一直是好的，他的心始终向着我们这边。现在全国抗战，他通过参加抗日接续他的革命生涯，并以他的资望和影响，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极其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决不能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中央认为叶挺作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周恩来恳切地对项英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叶挺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干，希望你能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你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尊重和团结他呢？你不能团结叶挺这样的人，还能团结什么样的人？你如果不团结叶挺，他就会离开新四军，如果他走了，蒋介石派人来接替他，你怎么办？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周恩来的一番劝导，既有原则性，又入情入理，项英一直表示听得进去，愿意接受。
项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拿出了团结叶挺的实际行动。
在他和叶挺陪同周恩来的日子里，大家相处和谐，彼此尊重。叶挺和项英举行了一次欢迎周恩来的小型宴请，在云岭的高级干部们也都应邀作陪。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挺和项英分坐两旁。宴请开始，项英首先起身举杯说：“我代表东南局全体党员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中央代表敬酒！”周恩来听到这话，心里有些不悦，依然坐着不动，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在正常情况下，项英作为党委书记或者说是政委，首先站起来向主宾敬酒，也是顺理成章的，但眼下周恩来正在融洽项、叶俩人的关系，而项英又摆出党和新四军的代表非他莫属的口气和姿态，周恩来心里当然有感觉，想碰杯也碰不起来了。这下子，叶挺倒有点惶惑不安了，他心知肚明，赶忙站起身来举杯提议：“我和项英同志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并为你的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周恩来喜形于色，立即站起来与叶挺、项英等一一碰杯，连声道谢。接着，周恩来又示意早在大革命时期便是叶挺部属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让他们向自己的老上级叶挺敬酒致意。周恩来心细如丝，他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醒人们，要尊重叶挺的革命历史，要尊重他今天在新四军的地位。
3月15日，周恩来离开云岭，叶挺亲自送行。临别之际，叶挺用他那架高级照相机，在麻川河的竹筏上，拍了一张他与周恩来的合影；又在黄山小补桥头，为周恩来拍了一张“游黄山”。如今，这两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成了周恩来与叶挺革命情谊永远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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