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站问题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广东偷渡外逃问题,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79年6月上旬,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京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解决制止偷渡外逃的问题。会上,中央领导提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针政策。会后下发的指示中提出了刹住这股风的几点意见:一、广东各级党委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二、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使反外逃的意义深入人心。三、切实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四、加强边防管理,做好防堵工作,省军区抽调兵力布防重点地区。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偷渡外逃人员,绝大多数是群众,也有少数坏人,要区别对待。这几条意见统揽全局,既有大方向,又有具体措施,同时注意到定性的问题,对不同人区别对待,便于下面掌握政策。有了这样的指示,广东的干部就有了主心骨。习仲勋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吃透中央的精神,严格执行。比如,中央的第一条意见就是三个统一,而具体到执行的过程中,确有思想认识不统一的情况。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的分歧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在讨论中,习仲勋体现了政治家的风度,他仔细听取双方的意见后,最后的结论简练而鲜明,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
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认识。这样,在处理重大突发问题过程中,能够做到遇事冷静镇定,应对有条不紊,分析准确全面。
第二是具体执行过程中措施到位,深入细致。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他准确分析了外逃原因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措施:要治标和治本并举。所谓治本,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思想上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爱国、爱党;加强基层建设,使之成为坚强的阵地。这既是处理外逃风潮的大计,也可以说是建设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计。不过,面对汹涌的外逃偷渡风潮,能否拿出治标的措施似乎更迫在眉睫,也更牵动人心。习仲勋谈到治标,提出了三项意见:一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二是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三是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做好堵截工作。一线、二线由部队负责,但地方要派人协助,当向导,三线由民兵负责,但部队要派出干部加强指导。说到底,在短期内要刹住外逃风,堵是最重要的方法。而谁去堵、怎么堵这些细节问题,就成了能否解决好问题的关键。习仲勋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给出了具体指导,特别是一、二、三线的布置,使堵截力量有了梯次,有了分工,形成网络。部队、地方、民兵在三条线上处于什么位置,负担什么责任,有什么协同的任务,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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