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2003年7月，两个英国青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完成了惊人之举：用双脚重新丈量中央红军走过的长征路。这本《两个人的长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就是他们“新长征”的实录。在艰辛的旅途和深入边远村寨的寻访中，他们试图理解当年红军走长征的感受，验证历史真相，并对长征者充满敬意。“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主旋律。”本版内容选自该书。

　　红军纪念博物馆坐落在一座山上，俯瞰着扎西镇。它的正下方就是扎西会议旧址，旧址已经整葺一新，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经住过的房子一起被围在一个安静的院子里。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开始长征的时候，已经怀孕五个月，一渡赤水后生下一个女儿，但这个孩子立即就被送到一个农家寄养。长征路上是没有办法养孩子的。后来这个孩子没有了任何线索。

　　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

　　博物馆馆长罗红芳告诉我们两个过去不曾耳闻的细节，恐怕威信县以外没有人知道。

　　一个细节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确定那个孩子就生在他们花房子地区，也是在那个村子里张闻天被推选取代博古，对党内负总责。郭璋琼后来证实她曾经拜访过花房子一带的老村民，他们说红军走的时候确实留下了一个女婴。那些村民从来没考虑过那会是谁的孩子，他们不像郭璋琼知道那么多：贺子珍是当时惟一一个生孩子的红军战士。

　　第二个细节是在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个老妇人据说可能是被留下的那个孩子。

　　刚过晚上7点，我们坐在威信县中心一家现代化公寓的厨房里。炉子另一端坐着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外孙女——38岁的杨庭艳和32岁的杨庭玉。

　　我们那时对“毛主席的孩子”的说法非常怀疑。毛泽东和贺子珍总共失散了三个孩子，除了长征婴儿，还有两个留在了江西。有关这些孩子的传闻铺天盖地，宣称自己就是的也大有人在。但根据我们在博物馆了解的信息，这会是一个新的故事。于是我们想：听听她们说些什么。

　　杨庭艳给我们讲了她们知道的一切。

　　“当地一个叫陶云乡的官员一直在研究本地区长征时期的历史，他对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非常感兴趣。他确信当初这个孩子寄养在一个苗族家庭里。去年年初，他访问了水田一位叫郑明全的老人（水田是位于花房子上方几公里的一个小城镇）。郑明全告诉他，1935年2月时，自己住在花房子。在山上400米的地方有一个苗族家庭，户主叫熊智奎。”

　　“1936年熊智奎来看郑明全。他非常沮丧地说，有人塞给他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熊智奎家非常穷，他想来问问是不是应该收养这个女孩。郑明全说应该没有问题，并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一些粮食。在苗寨里没有把孩子丢给别人养的人。”

　　“熊家抚养的女孩小名叫‘毛妹’。郑明全说她应该就住在附近，90年代初的时候还来拜访过他。这是1947年毛妹过继给人家做童养媳后，他第一次见到她。”

　　杨庭艳给我们看一张发蓝的照片，照片上有一个穿苗族服装的年轻女子。

　　“这是我母亲，”她说，“毛妹。”

　　如果在这个紧要时刻，我们能在照片上或者她两个女儿的脸上看到一颗著名的痣，那就更让人兴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德说：“肯定还有更多的证据。你怎么能确定毛妹和熊智奎收养的孩子是一个人呢？”

　　杨庭艳的丈夫熊明虎（与熊智奎没关系）接着告诉我们更多事情。

　　“毛妹的家里没盐巴，她到她姨妈家里拿盐巴，她姨妈给她盐巴后，告诉她她是养（拣）来喂的。她的哥哥欺负她，也说她是养（拣）来喂的。还有就是生日的问题。”

　　“什么意思？”

　　“她父亲叫她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生日是1936年，而他对别的孩子没有这个要求。熊智奎1946年去世，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毛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