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六军团原来打算进到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因为由于便水战斗未能打开局面,而石阡、江口为中心的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又不利于我军运动作战,更加上敌人15个师都围上来了,形势对我军很不利。此时任弼时、贺龙故又决定放弃建立石、镇、黄根据地的打算,继续西进,向黔、大、毕进发,相机争取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新根据地。进军黔、大、毕必须突破乌江障碍。任、贺在战略指挥上采取“调虎离山”,造成南调乌江守敌保贵阳,以便乘隙渡乌江。结果于1936年2月2日我军胜利渡过了乌江,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县城后,此时追击我军的敌人又远远掉在后面,或距黔、大、毕较远,或布防防我二、六军仍要返回湘鄂川黔根据地。任弼时、贺龙同志根据当时的敌情,便在黔西县城召开军分会会议部署了战略展开,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反蒋武装、建立抗日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扩大红军,在20多天里有5000人参加我二、六军团。
但此时又获悉敌人重兵追上来了对我军进行围攻。我军2月底在将军山虽然歼灭敌十三师敢死队7个连的兵力,阻敌7天之久,但由于敌军兵力已集中,开始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这就不利于我军继续在该地区活动,故又决定放弃了黔、大、毕根据地的打算,拟先转移到黔南安顺地区。1936年2月底我军突围,撤出毕节向安顺转移。为了保存我二、六军团的有生力量,任、贺确定作战的原则是:保存自己,待机破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边打边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免同敌人主力作战,争取有利条件,抓住战机打击堵击和尾追孤立的敌人,力求歼敌一部,阻援敌军追击我军的行动。要求打得好,走得快,做到指挥上打与走,战斗与行动上的自如,则要采取欺骗、迷惑、麻痹敌人,声东击西,选择好适宜的战机和正确的行动路线,急速突进,曲折迂回,乘敌与敌之间的空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敌军部队之间钻空子穿插前进。在处于不利情况时,则要坚决果敢,不怕部队疲劳、连续昼夜兼程,以最大限度强行军,绕过敌人,摆脱敌人,避免同敌人主力作战,避免被敌军拖住延误我军行动。在任、贺正确指挥下,经过23天乌蒙山的反包围战与三进三去奎香的大旋回苦战恶战,克服千难万险,突破敌人的重围。到3月23日,我军在宣威以北的来宾地区,打垮滇军一个旅的阻击,继续向前挺进。接着于3月底进占了盘县,胜利地进到了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击堵击的敌人减到50多个团,同时敌人也被拖得疲劳不堪,追击亦有所缓慢,云南孙渡纵队亦不敢冒进追击。
这时,为使二、六军团的行动力求符合全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任弼时、贺龙将当前的形势和决定在盘县以南兴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请示当时在西康的红军总部,在总部的复电中,提出“二、六军团在渡江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可设法渡过金沙江,到雅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进”,并提出5个渡江点,如不十分疲劳时,也可以在滇黔边活动。任、贺又第二次请求:提出“在当前敌我力量对比下,以运动战战胜敌人,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仍然存在,整个战略上二、六军团是否应即北进,应否立即渡江请总部决定”。当时红军总部复电:“你军最好渡江北进,但究竟北进或留在江南,仍须按实际情况决定”。这时任弼时、贺龙和军分会领导同志经研究再三考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并准备向关内侵略,在全国处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会合四方面军一同北进,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要求,放弃我军在江南资孔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向滇中、滇西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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