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栗园战斗胜利后，我二、六军团即返回根据地，随即于8月又在芭蕉坨击溃了陶广纵队10个团的进攻。在任、贺的正确指挥下，从5月到8月初经过一系列的战役战斗的连续胜利，不仅使进攻根据地的敌军丧失了进攻的力量和勇气，并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利用湘鄂两省军阀军队来“围剿”，而命令湘鄂敌军转入防御，等待援兵进行新“围剿”的准备。至此，我二、六军团就这样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进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失败，仍妄图消灭我二、六军团于长江以南地区，而后好把它的主力转入进攻大西北的中央红军。于是蒋介石又调集了达130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对我二、六军团举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在1935年9月10日左右，敌人开始向我二、六军团进攻。敌人企图将我二、六军团压缩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一举聚歼之。由于敌人重兵压境，采取堡垒政策，步步合围逼进，我根据地被敌人蚕食越来越小，经我军多次寻战，都没有找到有利作战机会，形势非常严重，而且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又失去了联系，加上地主武装和土匪的猖狂，粮食物资补给异常困难，面对十几倍于我军的敌军进攻的严重形势，我红六军团于9月10日左右撤离津、澧、临、石地区返回根据地后，立即开始进行突围战略大转移和继续长征的准备工作。任弼时和贺龙在桑植刘家圩召开省委、军分会，经过多次讨论研究，作出了对付敌人新的大举“围剿”作战的战略方针。避免了重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人于国门之外”错误的经验教训。任、贺认为，在这块狭小的根据地内已没有回旋机动的余地，完全不利于我军作战，在原根据地内粉碎这次大规模的“围剿”已没有可能。为此决定必须转变战略方针，不能同敌人硬拚，选择突破敌人的重兵包围，转移到敌人围攻线以外，深入到敌人薄弱地区和敌人后方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决定突围的方向和设想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这时因为我二、六军团又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失掉了电讯联系，故只好将敌人第三次重兵“围剿”的严重形势和我军战略转移部署报告张国焘把持的红军总部。张国焘于10月15日前后两次电示，“要二、六军团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而任弼时、贺龙和省委、军分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两个指示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在原有苏区附近同强敌周旋，势必日益困难和消耗自己的力量，以至有遭到失败的可能。在这个紧要关头时刻，任、贺等坚决抵制了这个错误指示方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毫不犹豫地决定坚决执行战略外线转移作战，突围远去敌人兵力薄弱的湘中南方向活动。

　　在作突围准备与选择突围方向行动路线时，获悉湘中敌军兵力空虚，地区富裕，突围容易成功。任、贺于1935年11月15日率领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圩开始出发突围，经过急行军，20日在大庸、溪口之间张家湾经过昼夜的激战，一举突破了敌人澧水封锁线，并占领了沅江渡口洞庭溪和大宴溪渡口，消灭了守敌。在渡过沅江以后，我军立即实行战役展开，六军团迅速东渡资水，随即占领了新化、兰田、锡矿山，二军团占领了溆浦、宴溪、浦市，从而占领了湘中广大地区。这就甩开了“围剿”的强大敌人，胜利实现了突围计划。同时我军也得到了休整和发展。此时我二、六军团已达2万多人，筹集了大量物资和银元，仅缴获敌人的布达4万余匹。

　　当获悉敌人又集中大量兵力向我进攻时，在瓦屋塘侧击陶广纵队二十六师，因敌人早有防备未得手，任、贺果断决定，退出湘中南向贵州省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即由溆浦地区出发，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之势，这就把敌人全部调了过来。使敌人妄图将我二、六军团消灭于沅江、资水之间的企图破灭了。我军在江南街托口再次抢渡沅江后，于1936年1月初进到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把追击的敌人甩到我军后面了，向江口、石阡地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