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求“不吃辣椒”？人们分析过行军掉队的原因，除了生病、气候和人的思想、身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吃辣椒太多。多吃辣椒，易患肠炎和肛门炎。长途行军，肚子痛，肛门也痛，一步一擦，实为苦痛。所以，大家规定，不吃它。

　　做到这一条可不容易，因为中央苏区红军部队绝大多数是湖南、江西等地人，酷爱吃辣椒，有的甚至不吃辣椒吃不下饭。于是，就有人悄悄地在饭里佐以辣椒水。后来，青年干事和连队的青年委员们都有个小饭勺，常到嫌疑者的碗里挖勺子尝尝。尝出辣味则戏称“打埋伏”，当众给以批评教育。

　　为消除“打埋伏”现象，各级领导自觉接受“小勺子”的检测，带头割爱，主动告别了辣椒。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本来非常爱吃辣椒，但为支持“红军青年冲锋季”活动，他们都不吃辣椒了。上级首长如此支持，这就点石成金地将这次青年活动变成了整个苏区红军加强战斗力、提高整体素质的政治教育活动。

　　最初的３００字，奠定了红军战士乃至许多开国将军的文化基础

　　红军战士大都出身穷苦，文化水平很低，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谈不上写家信、看作战图了。所以，“红军青年冲锋季”要求每人识３００字。

　　要达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但大家学习劲头很足，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切合实际的识字方法。官兵们上下齐动手，集思广益，将部队生活的特殊环境，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化课堂。行军中，有的把写着字的小木牌插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途中休息，他们以石子、木棍当笔，大地为纸，边写边念，互帮互学。由于条件所限，没有统一的读本，但部队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日常接触的用具、连队每个同志的名字、行军经过的地名，还有一天一换的夜间口令，都成了攻克的目标。这比世上任何教科书都切合实际。

　　谈起当年的“红军青年冲锋季”，二炮原副司令员盛治华老将军对笔者说：“印象太深了。那时，我家很穷，父亲死得早，母亲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我１２岁就跟篾匠师傅做学徒。很苦啊！俗话说，‘夏不喝粥（热），冬不摸竹（冷）’，篾匠哪能不摸竹呢！你看我这手上，刀痕累累，这是劈篾刀留下的纪念。师傅还打人，苦上加苦。眼看就要满师了，我家来了红军，他们不准师傅打人，还装饭给我吃，我很受感动，当了红军。这辈子学文化是从‘红军青年冲锋季’开始的。那时，我在三军七师一团通讯排当通讯员，几乎天天都要写‘密码性标语’。什么叫‘密码性标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传达秘密信息的标语。比如行军，岔路口画路标容易暴露秘密，我们就在纸上写标语，压在石头底下。后续部队或者掉队的同志搬开石头，就会发现‘打到’某地‘去’的标语。人们从这些标语口号中的地点上，就能得到‘向左’、‘向右’或者‘照直前进’等方向性暗示。这样的标语每天要写一大把。用的纸都是用财主家单面印字的线装书裁成的。通过写标语，我圆满完成了识字任务，也为这辈子的文化学习打下了基础。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多得很。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大老粗后来能担负起党交给的领导重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军青年冲锋季’逼出了学文化的兴趣。”

　　聂荣臻、刘亚楼、罗瑞卿等高层领导带头演戏。“飞行集会”将竞赛活动推向高潮

　　红军时期环境艰苦，战斗频繁，文化生活贫乏。在这种情景下，要巩固部队战斗力，必须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因此，在“红军青年冲锋季”的“四不五要三努力”中，明确提出一条“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这里的“文”系指文化活动。具体要求是：“大唱革命歌曲”、“冲锋季里一个月晚会最少要两举（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