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农民运动的活动，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借“剿匪”之名进行的。四五月间，南昌当局命令军官教育团开往赣东“剿匪”。要“剿”的是些什么“匪”呢?原来自从萍乡县安源路矿工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大罢工的空前胜利后，江西革命的工农群众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及至北伐军进入江西之后，党即向农民群众宣传了三大政策，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消灭贪官污吏、铲除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这些口号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拥护，并立即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农民革命斗争一经发动，就象狂风骤雨一样，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但当时各地旧的政权机关并未摧毁和改造，这些县长、司法官等，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自然处处卫护土豪劣绅的利益，而称革命群众为“匪”；于是便大喊大叫，请求当局派兵进“剿”。当时，日趋反动的江西当局决定派军官教育团去。教育团各连除留些学员继续参加南昌的革命活动外，其余的由朱团长亲自带领前往赣东(当时我因病后去)。记得动身之前，朱团长召集学员讲了一次话。他指示我们怎样开展工作，又特地嘱咐我们要注意纪律，不许象旧军队那样糟踏老百姓，“只有老百姓看你们真象革命者，你们的工作才能展开。”
部队开到赣东临川、贵溪、崇仁一带。当地的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以为“救星”来了，革命群众也曾一度对我们发生误解。但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援助工人农民斗争的方针，首先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以坚决打击，随即派出人去指导农民斗争的开展。农民运动得到支持和指导，更加发展起来。在部队奉命调回南昌的时候，党又派了教育团党部干事黎素同志任临川县长，留下二营营长郑桥松担任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姓卓的副官主任为临川县公安局长，还留了些学员在农村工作，安排停当后才返回南昌。这一革命行动，不仅支援了农民斗争，也给了学员以实际的教育和斗争的锻炼，从而使教育团更走向革命化。
教育团回到南昌后不久，接着，又派出了一些人员去参加支援农民斗争的活动。这次，我是随曾天宇同志第二次到万安去，在当地训练骨干，进一步巩固农民协会。工作了大约两个多星期，我即被调回南昌。我回南昌后，万安农民为反击“马日事变”的暴行，就在曾天宇同志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暴动。
六月，形势更紧张了，朱培德已公开叛变革命，以王均为司令的卫戍司令部公开强令停止工农运动，四处张贴“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标语，大批共产党人被押送出境，白色恐怖笼罩了南昌。就在这时，传来反动当局蓄意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这时，党迅速结束了教育团，让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仅三营有三百余人留团继续学习。一、二营学员除少数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配到赣江流域的各县和铁路线上，作工会、农协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就在这时，我们几个学员又随政治教员方兴同志到鄱阳的鸣山矿上去做工人工作。
起义前后
我们在鸣山工作了三十多天，八月三日，消息传来，南昌起义了。当时因赣东的党组织事先没有接到南昌起义的布置，事后起义指导机关也没有及时通知我们响应支援，因此我们接到消息也迟了些。尽管消息来得晚，大家却一样感到万分兴奋。于是我们一面在工人中积极展开宣传鼓动，支援南昌起义，一面派李宿庵同志连夜兼程赶赴南昌与团部联系。
一个星期以后，李宿庵来信了。这封关于我们今后工作的指示信是化为平常的家信交邮局寄来的。写着：“兴胞兄：我于离开的第三晚平安抵家，家中老幼均好。……唯我到达莲塘附近时，看见南昌开来的军队，据说是武汉开来的，现正继续南开。家中老人说：兵荒马乱的，你不必返家，就在那里干下去，以后再说……”原来他还没有赶到南昌城，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便碰上了撤出的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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