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朱培德还不敢得罪武汉政府，王均也装聋作哑，作狡猾的骑墙派。教育团党组织抓住了反革命这一矛盾，当即号召学员行动起来，展开校外活动。选出了八十人组成临时宣传队，四人为一组，于星期日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我被指任为组长，在百花洲的观鳌亭附近向群众宣传。这种宣传活动，到“马日事变”后更达到了高潮。宣传内容更加明确了，并根据党的指示，提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这时南昌反动当局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AB团的活动更加猖狂，斗争也更为尖锐。记得在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组来到孺子亭前，见亭中喝茶的人很多，有的正在谈论时局。我们当即展开宣传。正讲着，突然有三个歹徒前来捣乱，企图哄散群众，其中一个家伙并拿起桌上的茶碗向我们打来，把我的头皮擦破了。但我们事前已作了准备，又有在场的工人、学生协助，当即把骚乱平息，把目标转向这些坏分子。群众激愤地大喊：“捉拿反革命!”当场就抓住了一个AB团分子。
除了宣传革命形势和揭发反动派的罪恶活动以外，为了配合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教育团还进行了“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学员们组织和带领群众，打了奶奶庙，还活捉了企图逃避农民斗争而潜逃南昌的张天师，彻底揭露了这个历代封建统治帮凶欺骗愚弄工农群众的鬼话；他那“降妖宝剑”和“祛病符法”，也被群众踩在脚下，并没收了他带到南昌的所有财物分配给穷人，工农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我们还配合南昌工农群众进行过一些反击反革命迫害的斗争。“马日事变”前夕，团内一部分学员领导着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等群众武装，围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把该团副团长关麟徵以下全部人员都抓了起来。我们还加强了与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和工人纠察队的联系，甚至与相邻的第三军炮兵团中某些较有觉悟的士兵也秘密建立了关系，争取他们参加对革命的斗争。此外，还有部分警察与保安人员，因朱团长兼任公安局长，对他们进行过教育，也多站在我们这一边，互相支援配合，打击反动分子的气焰。这种活动几起几伏一直继续到七月初。当反动的卫戍司令部纠察队公开镇压革命活动，并大肆捕杀革命者时，我们才转入文字宣传(写标语、传单)，进入半秘密的活动。
支援农民运动
就在蒋介石公开反动的时候，教育团根据党组织的意图还进行了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派出一部分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协助农民运动的开展。派到万安去的学员，除积极宣传和组织群众外，三月中曾一度发动群众，把残杀我革命同志的帝国主义分子神甫逮捕起来，开了一个有四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并根据群众要求，将凶犯处死。这一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振奋了人心。派到抚州方面去的学员，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并留下教育团的肖志戎同志任队长；此后这支农民武装参加了“八一”起义军的行列。其他派到萍乡、浮梁、吉安、太和、九江，德安等县的学员，亦大力协助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大多掌握了农民自卫军武装和南浔铁路工人纠察队，成了这些群众运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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