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的全民族战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作为远离东北，作为战时陪都重庆外围京畿重镇的遵义，为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应永远铭记！

    一、“九一八”事变夺人先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内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的毛光翔在致云南省主席龙云电指出：“此间养午即得各方同样消息，当于梗日下半旗哀悼，停止娱乐，扩大宣传，并召集党政军各界各团体集会游行，讲演国危情况，群情愤慨，复由乡通电全国息争御侮，力挽危局，共赴国难。”同时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以桐梓人为骨干的二十五军团以上军官或联名或单独均发出通电请缨抗日。毛光翔在通电中表示：“对日本强占我国土，目中国为无人，置一切人道公理于不顾，此种奇耻大辱凡有血气孰不痛恨。”表示“惟是欲御外侮必先消弭内争耿耿之愚”，表达了“率我全体武装同志听候中央指挥出其死力，共赴国难，国伦未复誓不生还”之决心。

    在日军由东北向关内进攻的重要关头，蒋介石却忙于在江西“剿共”，而毛光翔的电报要求”息争御侮、共赴国难“并直指“惟是欲御外侮必先消弭内争耿耿之愚”，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毛光翔、王家烈等会衔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二十五军第一、第二两独立旅（旅长分别为桐梓人蒋在珍、车鸣翼）合编为一师，各旅增编一个补充团整训待命准备奔赴抗日前线。该师官兵军帽上加了红布帽圈，当时被民众呼为抗日之师。

    对于贵州军人的抗日之举，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慧觉到遵义军营，在王家烈陪同下召集该师连以上军官慰勉一番后，向团以上军官赠送了蒋介石本人的签名半身照片，并表示，事涉国家大局应以外交途径解决，将贵州军人的这番抗日热情就此消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遵义、绥阳、湄潭、赤水等地市民、学生、工人纷纷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中共赤合特支组建“反帝同盟小组”发动工人、学生上街宣传抗日，这些游行宣传极大地推动了遵义人民的抗日热情。

    二、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为了推进全民抗战，经过1937年2月中旬到9月下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六次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15日提交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军炮轰宛平县城

驻守宛平县城的第29军士兵跑步进入阵地

第29军士兵在卢沟桥上抗击日军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1938年5月毛泽东“巩固统一战线”手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遵义党组织得到逐渐恢复和发展。

    1938年1月，主持贵州省党的工作的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黄大陆指派原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杨天源由贵阳返回遵义开展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工作。1938年2月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化名邓杰生）到桐梓县，以县政府兵役科科员身份为掩护，领导全省中共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同时四川地下党组织也在川黔边境地区做了大量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遵义地区先后成立了中共特别区委一个、联合县（工）委三个、县委一个、特别支部三个、区委一个、总支十个、支部二十二个、“据点”三个、党员200余人。

    抗战期间，由于受红军长征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遵义大批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及国统区，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洪流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前后离开遵义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阵营，投身抗战的有名可考的有百余人之多。涌现出了如陈沂、韩念龙、犹凤岐、雍文涛、周林、袁超俊、贾若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遵义篇章。

    三、黔军出山的家国情怀

    全面抗战爆发后最早走上抗日战场的黔军五个师（原二十五军改编而来）基本骨干均为遵义人，五个师长也为遵义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围堵红军全面控制贵州军政大权后的蒋介石，将由黔军改编的五个师全部调上抗日前线，这五个师的师长均为遵义人，基干也是遵义人。这五个师分别参加了全面抗战期间所有重大会战和北方抗战，加上以遵义人陈铁为师长的八十五师以及补充到其他部队的遵义人，整个抗战期间有约十五万遵义儿女奔赴抗日前线，约占当时贵州人入伍总人数639631人的百分之23.45。贵州先后组建十多个师参加抗战，遵义人占比都是相当高的。

贵州欢送参军的将士上前线抗日

    根据何应钦的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载：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正规军征兵数贵州在全国居于第九位，但按当时人口比例来看，贵州出兵比例最高，而遵义在出兵人数比在贵州乃至西南也是最高地区之一。

    黔军出山抗战，由于是被肢解为一个个师，临时配属其它部队参战，黔军为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往往很少被人提及，但遵义人参加抗战的历史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如1939年时任凤冈县县长的陈势涛组建“凤冈县抗日志愿兵团”自任团长，率1500余名志愿兵步行到湖南长沙划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由遵义人组成的成建制的部队参加了全面抗战期间所有的重大战役和北方抗战及远征军征战。至今仍耸立在山西河津市黄河边上高大的纪念黔军龙门抗战的纪念碑，就是对遵义子弟抗战最好的纪念。

龙门抗战纪念碑

    我们从一0三师奔赴抗战前线的庞跃渊参加淞沪会战前留下的诗歌可以看出遵义儿郎出山抗战的家国情怀。

师部请缨我争先，枪林弹雨难生还。
男儿有志多征战，牺牲只为保平安。
平倭何惧饮流弹，报效民族意志坚。
举国兴师枪握紧，誓师必胜在明天。

    四、接纳内迁机构、难民解国忧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黔军健儿出山抗战卫国卫家。同时大量国府机关、院校、工厂内迁至遵义，在国家危难之际，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生产和学习。遵义人民在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接纳了大量的内迁单位，为国家民族分忧作了大量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遵义在国家危难之际接纳安置的单位有陆军大学（遵义县城校场坝）、陆军步兵学校（遵义县城）、浙江大学（遵义、湄潭）、第二军械库（驻老城，下设四个分部，在龙坪、凉水井、礼仪坝、四面山）、四十二兵工厂（驻排子洞）、四十后方医院（驻遵义县城）、四十一兵工厂（桐梓）、民国海军学校（桐梓）、军政部第一荣誉军人休养院（桐梓）、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湄潭黄家坝）、陆军108医院（黄家坝）十七临教院（永兴、老蒲场）、大厦大学（赤水）、中央实验茶场（湄潭）、中央气象研究所（湄潭）以及大批中学、保育院、育幼院等。

四十一兵工厂天门河厂区旧址

被喻为“高原战舰”的桐梓民国海军学校旧址

    由于过境部队、驻军以及大量难民涌入遵义，遵义、桐梓等县城均设立难民救济站和收容所救助逃难同胞，数万难民得到及时救助。遵义人民节衣缩食捐钱捐物慰问过境部队，供应驻军食宿，在国家危难之际体现了遵义人民的爱国情怀。

    这些单位、学校在遵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恢复生产、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抗战生产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和为国家今后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建国后，遵义八五厂、化工厂、酒精厂、湄潭茶场等等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抗战期间打下的基础。

    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突出、成果丰硕而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实地考察后喻为“东方剑桥”；而海军学校因培养了大批现代海军人才而被誉为“高原战舰”“中国现代海军摇篮”；四十一兵工厂生产了抗战期间国产轻武器的四分之一；中央实验茶场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工作，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了抗战，并为国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也为遵义战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工业基础。

    五、筑路完粮为国忙

    全民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遵义成为陪都重庆南面的京畿重镇。由于当时东南沿海港口及北方均被日本人攻占，国际社会援华物资均只能从印度运经云南过贵州进入重庆，因而遵义则成为保证重庆物资供应人员往来的重要集散地和通道，对全面抗战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抗战需要，遵义人民在修路、建机场、工厂、征粮、完税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枢，而原有的基础设施也不足以支撑，内迁的厂矿也要加紧建设才能适应抗战之需。而遵义作为重庆的外围屏障也适应战时需要，加强交通设施的建设和工厂的建设。这一时期在原有简单的川黔公路上实施了遵义环城路线（现内环路）、娄山关、花秋坪（今七十二道拐）等公路的改造和建设，这条抗战期间作为抗战生命线的史迪威公路延长线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另外遵义至凤冈、遵义至团溪、遵义至绥阳等公路也在这一时期修建完成通车。抗战期间大量工厂内迁遵义，在国家危亡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工厂建设设计之精巧、工程之艰巨至今仍让人叹为观止。如国民政府四十一兵工厂的天门河水电站堪称世界奇迹，四十二兵工厂（排子洞）施工之艰辛可谓艰辛备至的结果。四十一兵工厂总工程师陈祖东教授留下的石工歌更是对遵义儿女对国家、对民族抗战精神的千古绝唱。

嗟嗟石工   黄帝子孙   不期而会   众志成城
胼手胝脚   风暴雨淋   夜以继日   无是安宁
或钻隧道   鸠面鹄形   或涉水流   彻骨寒心
冬无寸被   夏抗蚊蝇   衣不蔽体   食止酸辛
己惟一饱   妻挚何存   偶为山怒   折肢忘身
来如落叶   去如飘萍   岂免苛虐   胡云功成
君甘劳力   我愧劳心   劳心沾誉   劳力埋名
悠悠溱水   巍巍天门   象尔石工   终古留馨

发电厂溶洞天井上方的厂名和兵工暑标识

电厂拦河蓄水坝，曾名为“中正坝”

    抗战期间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还在遵义和周边修建了老蒲场（今新蒲）、龙坪、黄平机场以及赤水河等航道的治理，大量遵义民工参加建设，忍饥受寒，为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龙坪机场建设耗工一千多万个，民工死亡近五百人。

    在积极投身基础实施建设的同时，遵义的田赋比抗战前普遍增加了4至10倍。纳税方面以贵州较大宗的税源如盐税、货物税（1938年起因抗战需要，贵州属“扩大征收统税地区”）及烟酒茶和矿产品税，遵义在贵州都是纳税最多的地区。

    总之，为支持抗战，遵义人民除积极参军参战外，在参与工程建设、纳粮、完税、献工、献力、捐款、捐物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六、文化商贸渐次兴

    全面抗战期间，由于宣传抗战、发动群众支持抗战的需要，遵义地方当局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众多的宣传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以及宣传队、读书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遵义的抗日宣传和文化繁荣。

    全面抗战爆发后，遵义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反日反帝大同盟”“抗日学生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各种“抗日宣传队”、歌咏队、读书会等等。这些组织很多受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和领导，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编排和演唱了大批进步剧目和歌曲，如《放下你的鞭子》《雷雨》《打回东北去》《日出》《二升米》《送郎参军》《夫妻识字》《义勇军进行曲》《卢沟问答》《大刀进行曲》，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歌曲的传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唤醒民众关注抗战、参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遵义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赤水各界抗战宣传活动

    如1938年暑假，由中共永兴党支部、湄中支部等组织的三支宣传队开展暑期抗日宣传活动。以永兴支部成立的“民先队”队员为核心组织了40多人的“飞鹰步行团”从湄潭出发，途经遵义到贵阳游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桐梓地下党组织开办进步书店，秘密出售《新华日报》《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传》《朱德传》和《群众》周刊等革命书籍。

    遵义县委组建的“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在遵义县城（今主城区）成功组织了三次大型音乐、戏曲演出，演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流亡三部曲》《壮丁》等抗日组歌和话剧，并组织100多名学生组成“儿童合唱团”成功地举办了《黄河大合唱》演唱会。这些都极大地提振了遵义人民的抗日热情。

    全面抗战期间，随着北方和东南沿海大片国土的沦陷，国民政府大量机构、工厂内迁，大量难民涌入遵义、桐梓、湄潭等地，商贸活动也随之繁荣起来。为了满足人口增加随之而来的生活必需品的增加，遵义众多小型火柴厂、酒厂、织布厂、织袜作坊、毛巾作坊、制革厂、食品厂、卷烟厂、各色餐馆等等应运而生。如遵义著名的泰来面馆就是由浙江一家面馆西迁而来，现在仍然长盛不衰。

    桐梓驰名的关刀腊肉、松花皮蛋、牛肉干等驰名食品，就是许多来自两广、江浙等地的人们在桐梓过去传统口味的基础上融合而来的。当时桐梓就有30多家腊味制品店号，由于产品物美价廉，还远销到了国外。

    总之抗战期间，由于抗战的宣传和人口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遵义文化的繁荣和商贸的兴旺。

    抗战期间，遵义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支撑抗战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抗战胜利后，在中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遵义人张涛（时任军政部特务二团少将团长）令狐禹畴（时任特务二团上校副团长）赖容恩（时任特务二团作战室中校主任）金武周（时任特务二团加强排长）等人随时任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飞赴南京，参与并见证了日军中国战区的投降仪式。而韩念龙等遵义人则作为新四军的洽降代表，参加了南方地区一些日军的投降仪式，为遵义的抗战画上了圆满的符号。

韩念龙代表新四军受降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遵义市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
    《抗战期间黔北概况》 遵义政协文史委编
    《抗战中的遵义》 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
    《中国抗日战争全集录(贵州卷）》 贵州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