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创作的《四世同堂》,泛黄纸页间跃动的民族觉醒力量依旧震撼人心。回望那烽火岁月,中国文艺界如灯塔般照亮黑暗,中华民族在生死边缘奋起抗争,而老舍以卓越的才华与深沉的爱国情怀,成为文艺抗战大军的领军人物,其创作与行动不仅铭刻着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更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老舍先生的选择,正是文艺界使命觉醒的典型缩影。他毅然放弃北平的安逸生活,辗转武汉、重庆等地,不仅投身创作,更承担起组织文艺力量的重任,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挚的爱国情怀,成为抗战文艺大军的领军人物。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跟中国人在一起;我是文人,文人的气节就是不失掉自己的立场。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责任。自此,文艺界掀起“走向抗战”热潮,文艺工作者们拿起笔,投身抗战宣传,开始用文艺鼓舞士气、凝聚民心。
老舍的抗战情怀,深深植根于其成长经历。1899年,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北京满族家庭,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作为护军壮烈牺牲,母亲靠缝补洗衣艰难抚养他长大。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自幼便对国家命运与民族尊严有着深刻体悟,抗战爆发后,他选择用文人的铮铮铁骨赤心报国。
抗战前后老舍的创作风格判若两人。抗战前,他以幽默讽刺风格闻名,《骆驼祥子》《离婚》等作品,细腻描写北平市民的生活,用诙谐的笔触去揭露社会黑暗与人性弱点。但抗战爆发后,他的笔锋开始变得沉痛激昂,创作紧紧围绕抗战主题,饱含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民族苦难的悲悯。正如他所说:“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这时期他的作品涵盖长篇小说、剧本、曲艺等多种形式,直接有力地传递了抗战决心与民族精神。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是老舍在重庆北碚期间创作的,于是他自嘲在“多鼠斋”的寓所中开始创作。它不仅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国内抗战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以祁家四代人的生活为主线,生动展现了沦陷区民众的苦难与抗争。书中的祁老太爷是传统中国家庭的大家长,他坚守“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的信念,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身上充满了民族气节。长孙祁瑞宣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他在忠与孝之间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为了照顾家人,他不能奔赴前线,但他通过教学传递民族文化和气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传统文人钱默吟,在儿子被日军杀害后,从一介文弱书生觉醒为一位坚定的抗日志士。而冠晓荷、大赤包等汉奸形象,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成为人民的罪人。鲜活的人物,荡气回肠的故事,不仅真实反映了沦陷区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更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考验与磨砺。
老舍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一系列剧本,同样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张自忠》展现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事迹,剧中“我张自忠只求一死,以报国家!咱们今天就得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宋之的合著的《国家至上》,则通过回汉同胞团结抗敌的故事,深刻体现了“抗战第一,国家至上”的精神。该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艺术上获得成功,更在宣传民族团结、激发抗战热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了解和支持抗战,老舍还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节奏明快,易于传唱的曲艺作品,如大鼓书《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这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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