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中层文化。也可说成是市民文化。第三、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专家们又将上层文化说成是士人文化、典籍文化，是阳春白雪的文化；将中、下层文化则划归为民间文化，它是大众的文化，史称“下里巴人”文化。

    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另一半，也是一种品类宏富、内涵深广、载体独特的文化。为了便于普查调查和搜集整理以及专题研究民间文化起见，当今的专家学者们还把民间文化细化为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大范畴。

    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木之本，水之源，其中有些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代表。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民间文化，可以更全面地掌握民族文化的总体面貌，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为繁荣当今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一、从中国文学史看民间文化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地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之一。据文献记载，中国在3000年前就已经有了文字。但是，由于社会的分工和阶级的分化，在我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那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却只掌握在上层社会少数人手里，广大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人民，是享受不到文字的阅读和写作的。

    尽管广大民众长期被排斥于文字使用之外，但他们却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各种形式的口头文学。在商业城市日益发达的形势下，商人和一般市民，也用流行的语言，培育出为他们服务的文学——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谜及小戏等。这些通俗的文化活动，大概开始于唐代，经宋、元、明而更加盛行。

    在这种情形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元代的杂剧、明代的评话式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而且后来也产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个人创作的通俗文学，它不但流行于城市，而且有的也流入农村（由于通俗戏剧或流动说书人等的中介作用）。这种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是被当时的上层社会分子，特别是那些自命风雅的士大夫们所蔑视，乃至于厌恶的。归属于不准登大雅之堂的“在野文学”。诸如《水浒》、《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当时即以诲盗、诲淫的罪名而频遭禁抑。原因是封建专制政权没有根本改变，科举制度和士大夫的顽固头脑以及社会上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这就必然使那种非正统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学及相关的其它作品）翻不了身。在乡下老农中至今还流传着：“ 老不准看《三国》，少不许读《红楼》”。原因是“读《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看《红楼》充宝黛——自命风流”。怕有误国民，有伤风化。

    明代中叶以后，有少数知识分子，逐渐能够看到民歌、笑话等的好处，加以称赏或收集（例如杨慎、李开先、冯梦龙等人）。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已经透露了新的曙光，因而士人的心智也有了一种朦胧的醒觉。

    到了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政局的危迫，由于西洋文化、学术的传播和激发。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民间文化的意义、价值，或加以评论，或加以利用（如鲁迅等人对于神话传说的言论）。同时也有些旧式的学者出于对乡土的感情或者对民间文艺本身的由衷喜爱，从而积极收集、认真整理了家乡的大量的歌谣、谚语。

    在民国初年，受了英国人类学派理论影响的周作人，便连续写作了《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等论文（这些文章最初发表于绍兴教育专刊）。在这前后鲁迅也发表了号召建立国民文艺研究会的文章。他们兄弟还亲自采录歌谣并征集了不少童话。

    1917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春天。“文学革命”的呼声和新诗创作的实践，很快唤起了青年们的醒觉。这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首先提出改良中国文学的建议，接着陈独秀大声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胡适在《刍议》里，提出改良的“八事”，最后的一事是“不避俗字俗语”（即民间文化）。他简略叙述了我国过去白话文学的发展及受阻，英、法、德等国俗语文学发达的过程之后，接着说：“……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词，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的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文学改良刍议》）。明确地提出要用口语做诗文，去代替那久占正统地位的文言。

    1918年初，由刘半农、沈尹默的建议，蔡元培的支持，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他们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附刊《歌谣选》，并发表《征集近世歌谣简章》。两年后，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到1923年冬，北大建校25周年纪念日，该会编印《歌谣》周刊。《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在《发刊词》（ 1922年12月27日）上表明了收集这种口头文艺的目的。共有两点，一是学术的（按即民俗学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一是文艺的。“从这种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种意见，在以后一段时期内，指导着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收集、研究活动。周刊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刊载的资料和讨论的问题，仅局限于歌谣范围。后期扩大内容，将传说故事、通俗小调及风俗习尚也包括在内。据资料记载，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活动在当时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学术界和出版界乃至于全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广大的。   

    从1918年起，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所刊登的文章全部用口语。到了1919年初（“五四”前夜），北京大学的学生又创办了《新潮》月刊，邀请当时该校及校外进步人士李大到、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经常撰稿，以致力于新思潮、新文化的提倡和推进。文化革命的野火的势头越烧越旺。语文统一、普及国语的运动也随着迅速发展了。

    紧接着，“五四”运动的滔天浪潮便涌起了。从关系上说，它跟当时的新文化骨肉相联。在它发生之前，新文化、新思想（包括苏联十月革命的思潮）已经在“打前站”，而它发生后又掀起了空前的文化上的狂涛大浪。“五四”运动兴起后，由于学生界的醒觉和爱国宣传的需要，一时全国白话小报如雪花纷飞。据有些学者后来统计，当时这种小报有400多种。水到渠成，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国把国民学校（小学）的一、二年国文改语体文。到了1923年，连中学的国文科也改为国语科。此后，刊物上的文章和文艺、学术著作，一般都采用当代人们的口语了。用人民口头上的说话作为记述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的要求达到了。这是我国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迈出的一大步，是当时学术界致力于民间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四”后期，是民间文化活动相当兴旺的时候，那些书面化了的古代民间歌谣得到了重新提出和推崇。《国语文学史》是那些时期胡氏在北京、天津等地国语讲习班的讲稿。讲者在讲义里，阐述了他对中国白话与文言的离合历史和白话文学发展的情况。在汉、魏六朝的文学中，讲者就只是举述那些时代的乐府民歌（他称做“平民文学”也可说成“民间文学”）。所谓词赋、古诗文等都没有资格登场。并且对那“平民文学”评价很高。

    胡适在给《中古文学概论》写的序言上指出了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不断由原来在野的身份，上升为“正统文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之后，接着说：“我们做中古文学史，最要紧是把这种升沉的大步骤一一点出来，叫大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比较的材料，也许可以打破我们一点守旧仇新的顽固见解。”

    使过去那些流传很久、很广且被上层摈弃于门外的民间文学，一步登上文坛——被推崇为文学正宗，并且地位迅速牢固起来，对这种现象起作用的，除了先驱者们锋利的言论和大声疾呼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在起着坚实的作用。譬如，1924－1925年鲁迅先生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从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和中国中下层文化的整理表彰的功劳来说，是不可磨灭的。小说的长久没有专史，直到“五四”时期，这种情形也没有多大变化。而鲁迅毅然起来为小说作专史，勇于开拓小说史的新道路，这对时代和社会的作用是极大的，为中国民俗文化张目的功绩也是显赫的。这部破天荒的小说著作，它除了在材料上的广搜精择之外，还有其它的许多长处。如对于前代某些作品的考证：说《世说新语》出于刘义庆的文学宾客的手；说《宣和遗事》为元人所作；还指出阳羡书生寄鹅笼中的故事源自于印度等。以及对某些作品的中肯评论（如对于吴研人作品等的批评意见）都说明了鲁迅先生的创见或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