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夫人刘志兰

    1932年6月，王明撤销了左权的领导职务，调他到红军学校任军事教官。1933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亲自建议中央军委重新起用左权，任命他为红一军团参谋长。长征开始后，红一军团为前驱，左权一直在先头部队指挥战斗。红一军团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歼敌直罗镇……左权都不负毛泽东重望，交上了满意的答卷。1936年8月，毛泽东又任命左权代理红一军团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杨虎城为表示对中共的尊重及自己与中共合作的诚意，发报给中央军委，要求中共派一军事专家到西安共商西安城防及护卫中共代表团之事。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左权去最为合适。因左权系黄埔一期优秀学员并留苏5年，是“纯血统”的正规军人，国民党那边的将领们都很佩服他。

    据当时的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回忆，“左权同志中等身材，穿一身整洁合体的棉军装，十分精干……经我俩共同商量之后，又在一起修改了西安的防卫计划。左权同志军事经验丰富，讲话简短明了，我深为敬佩……”

    左权的西安之行，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们一睹红军将领的风采和实力，为我党我军争了光。毛泽东为此十分高兴，提到左权时，总以“我的湖南小老乡”代其名。

    国共合作成功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讨论部队副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权威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就这样，32岁的左权进入了我党军队最高领导层。

    1942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苏进将军（宁都起义军事干部、后任炮兵副司令员）散步经过毛泽东的窑洞，看见毛泽东坐在院子里，眼含泪水，表情凝重。他对苏进说，已经有了确实的情报，左权同志牺牲了！毛泽东说，前不久接到了左权从前线发来的申诉信，正要着手解决他的问题，谁知他竟……

    左权的殉国，当时在党内军内震动都很大。本来革命军人战死沙场不足为奇，但十余年来左权是戴“罪”在前方作战，他忍受着巨大的委屈，为党立了大功。在5月25日的突围中，左权更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全了大多数干部的生命，保全了我党我军的机密。所有的知情人，一想起来就心痛！毛泽东的心也很痛，尤其是当他获悉左权牺牲三四天后遗体才得以掩埋，而掩埋之后又为日军挖出照像……心里就更是痛不可当。

    关于左权的党性问题，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这代表了中共中央对左权的看法。但毛泽东经过深思，决定用另一方式解决左权的问题。这就是不为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专发文件平反，而是在党内军内给左权以极高的评价并予以厚葬，同时将左权作为我党抗日军人的楷模大力宣传，树立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号召根椐地军民团结起来，为英雄复仇，让华北的抗战迈上新台阶。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我党领导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大力宣传左权的英雄主义精神，党内军内主要领导人都题诗撰文纪念左权。朱总司令赋《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诗一首，诗曰：“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总司令还特意写上“志兰同志留念”。此外，朱总司令还写了数千字的悼念文章，载于1942年6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八路军总部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挑选了一块风景秀丽之处为左权修了陵墓，彭总亲写墓志，朱总司令题诗。1942年10月10日为左权将军公葬日，参加公葬的除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总部全体同志外，尚有五千军民。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一时间“为左权将军报仇！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呼声响彻天地，当场就有五百多青年报名参军成立独立营。左权的牺牲地辽县更名为左权县，还有《左权将军之歌》到处传唱，我党领导的各根椐地军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