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被托派诬陷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

    1942年春，兼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特意就左权的所谓政治问题和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谈话，彭总提到了他准备以个人的名义上书中央，要求解决左权的问题。彭总当时严肃地说：“事情还没有个着落。请你们先不要对任何人，包括左权同志本人，讲我上书言左的事。”以上诸多事实说明：得到组织的信任，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是左权一个强烈的心愿。他时刻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正在接受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不只是一个具有宝贵价值的高级军事干部。

    1942年5月25日天亮，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俯冲扫射投弹，有同志中弹牺牲。“彭左”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及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率部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干部们信心倍增。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快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合理获生：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突围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作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时左权正为几件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令贴身卫士郭树保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是机要科的部分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入敌手，我方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就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而安全突围。

    所以，左权殉国的内在原因是，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用生命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之牺牲本可避免，当时许多一同突围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义，尽忠职守”这两个词，可见这是公识。

    发现和处理左权遗体的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的左权将军，极为惊异悲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部都为日军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上身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束宽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彭总，告之左参谋长已殉国，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木，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曾想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像，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哀，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这一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公开。

    毛泽东对左权信任且偏爱，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都亲自提名，委左权以重任。在得知左权殉国实情后，毛泽东眼含热泪，沉思良久。毛泽东以伟人的智慧，对左权的问题采取了“不处理”的处理方式，结果收到了最佳的处理效果

    毛泽东非常赏识左权的军事才华和人品。左权于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即知道闽西苏区来了一个年轻的黄埔一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名左权，是自己的湖南小老乡。毛泽东对左权十分关注，备加珍爱。左权在闽西被安排担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校长，不足一个月就被调入中央苏区，后又被派回闽西工作，任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闽西原红二十一军和红二十军整编为红军新十二军，左权被任命为新十二军军长，他率部配合中央苏区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他的游击运动战手段“盘式打圈子”战术，深为毛泽东欣赏。

    左权在闽西根椐地工作期间，曾给中央写过不少军事报告和调察报告，毛泽东喜欢“有文化”的人，对左权的文笔十分欣赏，认为他思维缜密，文字简练而深刻，夸他“两杆子都行”。所以在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将左权调入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处长。左权分管作战计划，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策划宁都起义时，毛泽东特意委派左权与老资格的刘伯坚、王稼祥同为中央军委代表，毛泽东亲自和左权及地下党员袁汉澄谈话。左权按毛泽东的设想，三次深入虎穴，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取得了起义成功。这不仅不发一枪一弹拔掉了中央苏区内最后一颗“白钉子”，还使一支1.7万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最精锐的第十五军政委。在红十五军整编整训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妻子贺子珍和17名中央苏区有名的文艺战士钱壮英、李伯钊等前去慰问。红五军团总政委萧劲光、总指挥季振同与贺子珍三人一起为战士们演出了一场独幕话剧，博得起义官兵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毛泽东给予左权的特殊嘉奖，几个月后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