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和老乡在门口吃饭，忽听人喊：“敌人上来了牎”我立即放下碗往山上跑。跑着跑着，回头一看，果然有两个骑兵，端着手提冲锋枪追上来了，我后面只有校长的警卫员洪奎荷枪抵抗。他也跑，看到敌人快追上我时，立即卧倒射击、掩护。敌人也就停一下。我是一直跑。跑到高处看到有个树坑，便跳了下去。而敌人的子弹“叭、叭”地打得土堆冒烟。我看敌人不追了，立即跳下几丈深的沟里，然后顺着沟往南跑，一直跑到关家垴，听说敌人撤走了，我才往回返。回到芝时，月亮已经升天。这天我记得是阴历九月二十三。

    到了北响黄的同学曹江一、巩鸣鹏等，则是一起钻在一个窑洞里。一天后半夜，被敌人包围了。他们几个人都打开了手榴弹，躲在土炕后面。准备敌人发现时即扔手榴弹打。但敌人真的进来时，只是用手电照了照，看见没人，便叽哩咕噜走出大门往东拐。敌人前脚走，他们几个人后脚跟，跟出去就往西跑，跳到沟里。待敌人发现时，只是打了几枪，没有再追……

    这次反扫荡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些天，我不仅疏散在老乡家，还和芝民兵，一起主动打过日寇。有天下午，敌人从北响黄撤退顺着山路行军时，芝民兵有五六个，趴在沟上面，用“打排子枪”的办法，“一二三”一起放，射一次，换一个地方。敌人队形乱了，也只是向我们乱射一阵，毫无办法。以后，军分区医院的指导员张耀珍同志即把我转移到他们医院的窑洞里，同部队的伤病员住到一起。这个窑洞很特别，既不在山下，也不在山上，而是在半悬崖，下面沟底看不到，上面又下不来。一次敌人来了，在崖边往下看了看，也没有敢下来，而我们则做了敌人下来的准备。这些都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具体情节历历在目。

    所以，我想附带谈点看法：在论及太行精神时，千万不要忘掉“窑洞保卫战”。太行精神中，不仅有“黄岩洞兵工厂保卫战”，而且有武乡的“窑洞保卫战”，而且还有全民的窑洞保卫战。从抗战开始，太行山人民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家家户户钻窑洞，间壁清野，保卫家园牎

    这次秋季大扫荡，在我的老家榆社，敌人还制造了一个“圪垛事件”，把岩良、圪垛的老百姓，赶到庙上，放火，活活烧死五六十人。

    （四）

    1943年以后，整个形势似乎开始好了起来。敌人已无力再搞大规模的扫荡了。根据地军民即开始休整。例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整风等等。但由于战争加上蝗虫灾害，生活比以往更困难了。开荒种地也不是马上能见效的。这时，我被分配在一个山村当小学教员，待遇是一个月三十七斤半小米，生活就算不错的了，但专区教育科长冯瑞如看我太小，又让我回到联中榆武分队学习。

    说到联中，这时已经把一中、二中、三中合并到一起，变为太行联合中学了。校长李棣华，上面还有杜润生同志、张磐石同志。这是一所干部性质的学校，是太行山的“最高学府”了。太行山的“文化人”大都集中到这里了，但学习很不正规。不仅没有明确的学制和课程，连教材都是随教随编。最典型的就是做大报告，报告后大家坐在山坡上、树荫下讨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大一些的学生都持有枪和手榴弹，由军事教官操练。学生随时分配，走上工作岗位。也有的被抽调参加工作团，到新区开辟工作。

    大生产运动的收获确实不小。我们学校在黎城东崖底种的小麦，在茶壶山上种的土豆、南瓜，都已经够吃了。我们打的柴禾，也够自己煮饭、取暖所需了。部队的供给开始好转。到1944年开太行区群英大会时，一些地方居然出现了丰收。记得参加这次群英会的，除了杀敌英雄以外，武乡的李马保，榆社的郝二蛮（女），都是作为劳动英雄出席的。会场设在黎城的南委泉。

    到了1945年春，为了培训县区干部，太行联中干脆改为太行行政干校，还专门设了一个五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