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条曲臂，又成了某种政治关系象征，老是理不顺，总有点拧巴着。所以才有了“文革”中“评水浒”、“批投降派”等公开指向周恩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即便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那条能弯能曲的右臂，仍旧醒示着一种韧力，激发人们联想。

　　——就这样，周恩来这条惊世骇俗的“曲臂”，凝聚了一段历史，形象地代表了一代政治伟人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

　　这种关系又远远地超出了个人间的恩怨。个人恩怨会影响政治选择，但政治利害永远大于个人恩怨。为了政治利益，生活中恩将仇报的事情太多了，过去有，现在也还时有发生……

　　毛泽东的洒脱

　　中央的领导集体，是在延安形成并成熟的。甚至可以说，在延安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团结一致、富有成效。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解放和共和国的建立。这自然取决于领导集体的灵魂——毛泽东。

　　他除去具有令人无法比肩的才华和定见之外，还相当的洒脱、随和，富有浪漫的诗人气质。这无疑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与亲和力。当时他钦敬和喜欢的人很多，喜欢谁就能够由衷地称赞谁。他赞朱德：“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诙谐而亲切。

　　他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还有他赞女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当时的毛泽东，既能够接受铺天盖地的颂扬，也承受得起批评和咒骂。有一次参加群众集会赶上了雷雨，听到身边一个农妇恶毒地诅咒：“咋不让这雷把毛泽东给劈了！”他扭脸问道：“你认识毛泽东？”那农妇说：“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为啥这么恨他？”“自从他来了以后租子多了，税也重了，俺们苦得没法活了嘛！”

　　陕北是穷地方，人口也不多，红军的到来自然给当地百姓增加了很重的负担。毛泽东没有还嘴，没有发怒，也没有询问那农妇的姓名，回到窑洞就召开会议，在根据地掀起了减租减息的土地革命。随后又发动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大生产运动”。

　　在待人接物上，他的坦然随意，常常变成佳话流传开来。1940年初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带着海外华人捐助的财物回国支援抗战。先到重庆，受到国民党一掷千金的“热情款待”。却让他的心里大不以为然，抗战那么艰苦，重庆竟然还这么奢华。后来陈嘉庚又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就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前摆了小桌招待他。从坡下自己的小菜畦里拔来新鲜青菜，主菜是邻居大嫂送来的一只鸡，这顿饭却让吃过见过大世面的陈嘉庚大为感动。他正是通过这顿平时很难吃得上的饭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也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陕北高原上的气候还有点凉，但窑洞外面的阳光倒很温暖，毛泽东就和他对坐在小院的太阳地儿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次长谈。

　　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毛泽东就进入正题，谈话直截了当，又生动多智。随着他的谈兴越来越旺，身上开始发热，便不经意地解开了裤腰带，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伸进裤腰里捉虱子。捉到吸满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挤破，啪啪作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极其自然，就像是交谈中必不可少的动作，能给谈话助兴，还可以加强话里的意味。

　　俗云：“穷生虱子富长疥”。黄土高原本就干旱缺水，又处于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连毛泽东也没有条件经常洗澡，身上不可能不生虱子。令对面的美国人大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的时候，竟能这么无拘无束、坦坦荡荡地处理自己身上的这些寄生虫，格外洒脱自如，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纷纷从四面八方投奔革命，投奔延安……

　　毛泽东身上有种东西能使人的灵魂着迷。也真难为这位美国记者，毛泽东不拘小节地当着他的面捉虱子，反倒征服了他，令他着迷。看来人只要放得开，“土”有土的魅力，“洋”也会有洋的味道。

　　毛泽东要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却没有一身稍微能看得过眼的行头，大家帮着跟一个刚从内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了件中山装，找苏联军事代表借了皮鞋和帽子……临上飞机前穿戴起来，“总导演”周恩来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问他自己感觉如何，他也觉得不大自在。

　　周恩来灵机一动，回窑洞翻出自己在法国戴的博士帽，往毛泽东的脑袋上一扣，效果登时大变，这顶帽子竟然把整个人都给抬起来了。

　　众人一说好，毛泽东自己感觉也自在了许多。他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动着白色博士帽。从此，那顶帽子便成了他郑重其事时一个标志。

　　单从人文角度说，以毛泽东为灵魂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期间或许才是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