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陕西是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延安是中共中央抗战指挥中心所在地，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和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

    陕西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决策地

    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的发表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健康发展。这次大会也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上发表，史称《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并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等主张。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八一宣言》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确立为制定适合新形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完成工作重心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但是，由于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当时的中共中央只好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

    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并举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军队将领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军的工作，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红军抗日的大本营——西北地区，争取的重点是奉命“剿共”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

    中共中央经过多方努力，于1936年9月中上旬，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位一体”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实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陕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初始地

    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自瓦窑堡会议后，一直在争取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联合抗日，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方针政策。

    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和国民党内部抗日要求的加强，加上英美等国同日本矛盾的显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对日政策。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8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在分析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至此，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形成。

    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 尽管中共一再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策略，但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一方面试图通过谈判收编，一方面加紧部署军事围剿。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以谈判和防御两手应对。1936年11月21日的山城堡战役，是全面抗战开始前国共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这场战役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而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中共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错综紧张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终达成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六项和平协议。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重新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从此，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防止蒋介石倒退，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共中央公开向国民党提出的两党合作基本条件，也是对国民党的一个重大让步，体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和真诚团结抗日的决心，赢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持。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原则，重申了保卫领土主权的立场，反映出国民党在内外政策上的明显转变，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与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初步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在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政权等两党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上，两党仍存在原则分歧，没有达成协议。七七事变的爆发，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也即7月8日，中共中央便再次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中共代表提议，以此《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公开发表。

    在国共谈判期间，淞沪会战爆发，全国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对国民党的态度和立场都发生较大影响。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针对《宣言》发表重要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适时调整政策策略，不断全面实践全民族抗战路线的丰硕成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的欢迎和支持。

    陕西是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制定地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基本主张、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全国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要求国共两党及时正确地制定出新的路线和方针。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目前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的妥协。”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9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由延安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

    高举民族革命战争旗帜的洛川会议 全面抗战之初，国共两党之间在如何进行抗战的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并制定具体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纲领、方针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市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形势，确定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向全党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方向和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取消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进国共合作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国共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即着手红军的改编工作。1937年7月23日，朱德抵达泾阳县云阳镇开始改编部队。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于三原地区，整装待发。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因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8月18日，同意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立总指挥部。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发布了关于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改编完成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从驻地出发。出征所到之地，沿途群众奔走相告，杀猪宰羊，箪食壶浆，慰问子弟兵。韩城各界欢送八路军筹备委员会在芝川镇黄河渡口筹集了百余条渡船，调集了数百名船夫，协助数千名八路军将士顺利渡过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从而形成了敌进、友退、我进的抗战局面。

    陕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并取得伟大成就的指挥中心

    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市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全会特别强调新阶段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须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同时，又建议国民党适当解决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密切两党关系，保证长期合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话中曾指出，六届六中全会是解决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促进下得以建立，但是，仅仅建立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维护、巩固和发展，是攸关全民族能否坚持抗战到底的大问题。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内各种潜伏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对日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是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日本的新诱降攻势和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对日抗战逐渐趋向消极，反共摩擦明显增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审时度势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总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竭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三三制”新型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充分的体现 抗战时期，国内外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和以它为样板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其中，“三三制”建政原则，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的一个重大创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造成抗日战争的危机。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既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主张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联合政治。因此，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经验、分析政权人员成分存在的不足之后，提出并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结构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