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部卫生处救护队队长杨世明带着队员黄福长、欧阳昭莲、何锡鹅、杨济德等人,闻讯立即赶来抢救。黄公略同志包扎后,由几个身强体壮的同志用一副有布棚的竹杆担架,将黄公略抬到背田段的谢家祠,红三军军医处医务主任戴济民负责救治。当时蔡会文政委、陈奇涵参谋长及红军指挥员和苏区老乡们围在军长周围,默默无声,充满着悲哀和愤恨。
黄公略把传令兵小方、小高(高书官)叫到跟前,用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交给小方(方有立),又从背包里取出两套灰军衣,一双布草鞋,一根皮带,放在小高手上。声音轻微地说:“小鬼,你们跟我好几年了,没什么送你们,这些东西留着纪念吧!”说完,他朝着陈奇涵参谋长微微笑着说:“参谋长,替我写封家信,家中有老母,妻子,还有一个没见过面的小女,她叫黄岁新。”陈参谋长含着泪花不住地点头,问道:“军长,你家住——”黄公略微微一笑:“湖南,谁不知道我黄公略呀!”接着他吩咐战友们:“就把我埋在东固,我喜爱这里的山和水”。
这天,正在向兴国方向前进的毛泽东,听到黄公略负了重伤,立即掉头向方石岭赶来,从张家背赶到谢家祠,久久地站立在黄公略身旁,安慰着他,并嘱咐军医一定要设法抢救。
黄公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忍着伤痛,对身边的人说:“同志们,一、二、三次战争我们胜利了,但决不可骄傲轻敌,应当充分准备,要巩固的扩大红军,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争取苏维埃的最后胜利。”
黄公略由于伤势大重,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抢救无效,于9月15日下午7时,黄公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颗明亮的将星,过早地陨落了。
第二天早晨,红军军医处政委杜平,集合红三军排以上干部20余人,在东固六渡的谢家祠,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大家默默地站在黄军长的灵柩前,脱帽、静默致哀。
黄公略的遗体安放在一副油漆棺材里。当时为了保密,掩埋工作由黄公略生前的贴身勤务员高书官和军部警卫连的同志,还找了两个当地老表(赤卫队员)负责完成的。埋在东固六渡坳的北山坡,墓前有两块大石头,下有两株大松树。埋完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
黄公略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红军驻地,传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无不悲痛万分。在兴国的莲塘村,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掉大会。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参加了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写的一副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谌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为了纪念黄公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吉安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了公略亭,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了公略县。中央军委将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在东固召开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祝捷大会,公审张辉瓒的地方,修建了公略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念及黄公略,并嘱人把黄公略的遗孀刘玉英及独生女黄岁新接到北京居住,由中央组织部直接赡养。
1964年中央军委、中央内务部、公安部、科学院考古研究专家组成的寻找黄公略墓地的工作组,随同当年黄公略的警卫员高书官(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黄岁新(黄公略的女儿)来到吉安东固,进行了二十天之久的查找坟地工作,在当年埋葬黄公略的地方进行了挖掘,终于找到了一颗马牌手枪子弹壳。当年黄军长用的正是马牌手枪,黄公略的坟地找到了,该颗马牌子弹壳交中央军委了,工作组的同志在掩埋将军的地方,细心地捧起了三撮热土,当作黄公略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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