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二七”会议和《土地法》，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方针，是毛泽东木口村、东塘等农村调查的背景。木口村、东塘等农村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分配情形、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等三方面。木口村、东塘等农村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重视和加强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   农村调查   东固革命根据地   研究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也永远不 可能替我们准备关于社会甚至起码的材料，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不可能为中国革命准备完备材料。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依靠 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 情况。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毛泽东是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增订而成的、1982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统计：毛泽东从1926—1941年所写的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著、调查报告及有关材料共十七篇。
    1930年是毛泽东的调查年。仅这一年他在苏区就作了十一个调查。在这十一个调查材料中，最大型的是5月份，在寻乌作的《寻乌调查》，在这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调查工作 》（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去召开调查会，指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1930年10月下旬在罗坊期间，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八户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经分析整理写成《兴国调查》。
    这里特别提出的是：1930年11月毛泽东在东固革命根据地作的木口村、东塘、大桥、李家坊和西逸亭等农村调查（下文简称“五个农村调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党史研究者的重视，甚至毛泽东本人在谈到农村调查的时候，也没有涉及到这五个农村调查。
    然而，这五个农村调查的内容极为丰富，从多个角度作多课题的解析和组织挖掘，是调查文献的“富矿”。因此，本文从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等方面，对这五个农村调查作一简要的分析。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红、四、五、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或陂头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主要就土地分配、政治形势、红军、苏维埃和党的组织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并扩大到由广东南雄至江西永新，由寻乌到峡江，与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大块苏区取得了联系。赣西南苏区内县、区、乡、村普遍建立了苏维埃，大多数县进行了土地分配运动；地方武装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县、区、乡、村都分别成立了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面对红军和苏区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惧。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集中军事力量，把中央苏区作为“围剿”重点。1930年10月底，国民党军近10万人入赣，“围剿”中央苏区之势初步形成。在这个关键时候，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决定将敌人引进根据地内部来打。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在得到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同志的支持下，30日总前委决定主力红军全部东渡赣江，把东固革命根据地作为反“围剿”的主战场。
    为什么把东固作为反“围剿”的主战场呢？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未改变的情况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兴国调查，主要内容有三个：一是对八个农民家庭革命前后生活的对比，二是群众对革命的态度，三是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和基层干部的态度。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更加坚定了选择东固根据地作为反“围剿”主战场，这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原则。因为，东固根据地位于“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之交”,具备红军作战的有利地形，便于经军主力全部集中；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通过土地分配运动，群众得到了根本利益，他们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根据地。
    五个农村调查的主要内容
    1930年11月，由于敌人进攻罗坊，兴国调查提前结束。关于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如何保证根据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使群众全力支持反“围剿”战争；关于苏维埃地方政权是否巩固；关于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等等问题，毛泽东还来不及调查。带着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到吉安的途中作了木口村、东塘、大桥、李家坊和西逸亭等五个农村调查。这五个农村调查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土地分配情况。赣西南党内对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产生的分歧，以及赣西南进行土地革命的实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思考。毛泽东在调查中详细记载的每个村分田的具体情况。《西逸亭调查》详细描述了以乡、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如，吉安儒坊区第二十三乡一共有九个村，“各村的意见，田多的村要以村为单位，田少的村要以乡为单位。”“有八村要以村为单位，只有一村要以乡为单位”○1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李家坊》详细记载了要求彻底分完土地（含公田）的情况。如，“余田是因尾数不好分的，作为村政府公田，以其租谷作公费，租率百分之六十。”○2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毛泽东认为“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以村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方法，“是应该改变的”。○3
    第二，关于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村乡苏维埃是党在苏区的基层政权，也是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毛泽东在调查前对于村乡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认识是“模糊的”。在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地，毛泽东调查了村政府和乡政府的行政范围、机构设置、经费来源、工作人员，还详细调查了几个工作人员所担任的具体职务和工作内容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通过调查，毛泽东对村乡苏维埃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有了深刻的了解。例如，李家坊“村政府办事人四个，一个主席，一个秘书，一个土地兼粮食，一个交通兼火夫。主席秘书、交通兼火夫三人住政府办公，吃公家的饭。土地兼粮食一人住在本人家里，吃自己的饭，有事到村政府办事才吃公家的饭。”○4
    第三，关于对待富农、小地主、中农的政策。党在土地革命中对富农、小地主、中农的政策经历了一段反复曲折的过程。1930年前后，在对待富农、小地主、中农问题上存在“左”的错误，导致扩大了打击面，杀人太多，把他们推向了反革命的一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内心是清楚的。1930年11月21日，在古柏和谢唯俊的陪同下，毛泽东在吉安水南乡木口村“调查了村政府委员会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通过对木口村的人口、劳动力、经济社会情况以及对所杀反动派家庭情况的调查，毛泽东认为，“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更要走到反革命阵营去的。”○5在木口村所“杀掉的七个反动分子，小地主富农各三人，流氓一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