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因为有了东固革命根据地，才有了后来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才有了中央苏区的创建；而毛泽东、朱德等从东固到赣南、闽西留下的战斗足迹，从而又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以吉安县东固圩为中心，周围山势绵延，地势险要，素有“东井冈”之美名。这里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足迹，正如《粟裕回忆录》中所说：“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陈毅也赋诗称赞道：“东固山势高，山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⑴我们根据文献档案，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几点探讨。
    （一）
    80年前，以赖经邦、李文林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创建了以后被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其主要特点是：将公开的武装斗争同秘密割据相结合，将党和政权组织隐藏于群众之中，并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例如，各级农民协会就是各级政权组织；实行暂缓平分土地但又满足农民对土地要求的具体政策；将山区的武装斗争与党的秘密工作相结合；在游击战争中采取飘忽不定的战术等等。由此，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一片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
    东固距吉安县城甚远，它位于数县交界的边境，地形险要，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在这里，有着原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独立第四团。这两支红军队伍，是在暴动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的领导人是李文林，全团有六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共八百余人和五百多支枪，主要活动分布在新余、分宜、安福、吉安的延福、吉水的阜田一带。红军独立第四团的领导人是段月泉，全团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当地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的确，东固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
    红四军同红二团、红四团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了会师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精神。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并赞扬红二团、红四团和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朱德在讲话中说道：“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说打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你们都成了朱、毛。”
    会后，红四军向红二团和红四团赠送了一批枪支，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帮助东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而红二团和红四团同时也向红四军赠送了二千银元，还有一部分子弹、衣物。参加这次会师的杨得志后来回忆说：“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陈毅以兴奋的心情也即兴赋诗：“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不久，一直尾追红军的赣军李文彬部赶到东固，吉安的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势。红四军在东固不便久留，毛泽东、朱德、陈毅作出了“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⑵
    （二）
    毛泽东、朱德等根据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指导了边界工作应改变的斗争策略，并作出决定：㈠由原来完全公开割据形式，改为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割据形式；㈡党的领导机关由山上移至山下，由公开转入秘密；㈢大力帮助地方武装，将赤卫队改为游击队，克服以前的守土观念，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方针；㈣决定“集兵政策”，武装力量同时集中统一领导，将独立团编入红五军，为第六纵队；㈤制定游击战争政策与特常委的游击工作大纲，重新划分游击区域。东固的这些经验对边界工作的恢复和开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在特委的领导下，边界党组织、红色政权、割据区域和地方武装等都得到了发展。很快成立了永新县委、莲花县委、遂川临时县委、茶陵特别区委，宁冈成立两个特别区委直接归特委指挥，边界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⑶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而且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山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 ⑷早在1928年11月7日，蒋介石就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1929年1月1日兵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国民党方面集中这么多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可以说在此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了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    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因此，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了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了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这张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从此，“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了！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了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毛泽东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⑸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同志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毛泽东才感到肚子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好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说：“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并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们自己头上。